( 2009年10月23日，日本东京，幸存劳工邵义诚（前左二）等与代理律师走向法院 )

申诉者：生命最后一程的逆转

“去年底谈到要不要和日本和解，我们信浓川总共还有8位在世的受害人，到今年正式签下和解协议，只剩下了3位。”常新军告诉本刊记者时有些惋惜，“要是他们能活着看到和解多好。”他今年52岁，是山东乐陵的农民，带头签署了和解条款。他的父亲常树有在1942年被日本兵抓去日本，辗转几个兵工厂做苦役，其中有半年时间在西松建设位于新潟的信浓川。1945年日本战败后被集体送回中国，早在“文革”期间就患病离世。“我从没想到父亲的经历，还能使我经历这样的事情。”像常新军这样的遗属占了西松案中中国受害者的绝大多数。西松案的补偿金总共包含的人数有在光岛的安野做工360人，新潟的信浓川183人，而劳工本人存世的只剩下十几人。

“这个名单是日本确定的。起初是1993年外务省翻修地下室时发现，被掩盖了，强制华工劳役的文件后来被媒体披露，才得以刊印发行。根据这些原始材料，战时被强掳去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名单才留存了下来。”律师付强是信浓川案的辅佐人和证人之一，因为所有的官司都在日本起诉，全部由日本律师代理，中方律师负责在中国的调查取证。这本像最厚的字典一样的大书，以极缜密工整的手写小字，把中国劳工在何处被抓捕，在船上死了多少，到日本逃走了多少，在工场里每天吃多少热量的食物，以及患病或劳累死亡等等所有情况都进行了翔实的记录。1942至1945年被掳至日本劳役的中国人共有3.8939万人，死亡人数6830人，然而把数字回归到现实中却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