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万寿寺（2006年摄） )

1987年8月，筹备近三年的北京艺术博物馆在万寿寺内开馆。北京艺术博物馆隶属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后来印制的介绍手册上说：“北京市政府调拨多类文物艺术品7万余件，形成了馆藏品体系。”“调拨”一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万寿寺的建造缘起。明时的北京城西是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近似“南朝四百八十寺”的景象，寺庙道观都修建在河畔。这条人工开凿河史称“玉河”，后称“长河”，作为大运河上游通惠河的一部分，自颐和园昆明湖前身金海南端引渠，直至高梁河源头——紫竹院湖。长河自元朝起就是皇家的水上御道，两岸的景观自然有保障，众多庙观随即纷纷云集于此，尤其是在太监建庙成风的明朝。

至于万寿寺本身，据明末孙承泽《天府广记》记载：万寿寺由“慈圣李太后出资巨万，命太监冯保监造”。万寿寺后来一直以明清两朝皇家寺院兼行宫著称，而后一功能又尤其频繁地与慈禧的种种典故联系在一起。然而，万寿寺修建的初衷远比这“文化气息”浓厚得多。北京艺术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孔祥利执笔的《万寿寺史》中介绍：明成祖朱棣下令在北京刊印了史称“永乐北藏”的《大藏经》，并在皇城东北角的嵩祝院设置番经厂与汉经厂。历经数朝，经厂残破坍塌。万历五年（1577），新帝即将亲政，为树立天子形象，李太后决定重修经厂。据张居正《敕建万寿寺碑文》：“上若曰：创一寺以藏经焚修，成先帝遗愿。”普通寺院中藏经阁建于最后一进院，万寿寺的藏经阁却建于寺院中部，而且建筑规格如同正殿，可见其地位之特殊。

嵩祝院的番经厂与汉经厂修葺完毕后，万寿寺内所藏经板、经卷又全部移归经厂。乾隆八年（1743），原本随经卷一起相继迁来、俗称“永乐大钟”的华严钟因风水之故移至城北觉生寺，成就了后者“大钟寺”的名望，却断绝了万寿寺与它曾有的藏经功能的最后一丝联系。此后的万寿寺几乎只是“皇室生日宴会场地”的代名词，虽因此有幸频频翻修，但在这过程中也如俗语所说的“搬家三次一把火”那样，家底越剩越少。再加上真的经历过几次火灾，时值北京艺术博物馆筹备建馆时，寺中可谓空空如也。在这种境况下，北京市政府调拨来7万余件文物，于万寿寺而言，其意义倒恰似当年自经厂转移来的经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