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度，老有文化杂志让我谈谈女权，我是男的，不懂女权，隐约觉得女权应该就是——女人灭男人的权利。比如，我媳妇有时抡拳准备揍我，我赶紧恭维她是伟大的“女拳主义者”，就能躲过一揍。

1979年，我在“798”干临时工，车间里有很多初中毕业就当工人的十六七岁女青年，巨能练白酒，还划一手好拳。下班后，我们经常在大山子附近的清真小馆，羊头肉加通州老窖，就划起四季财四。我的拳是后来跟圆明园酒鬼黑大春学的，但当时我已比较能喝，就在一旁起哄架秧子。划拳是一拳定输赢，输者干一杯边儿待着去，赢者继续打下一位，如果打遍通关无敌手，每人就要再干一杯。我们中间有位19岁的女工，身高1.72米，盘儿亮条儿顺，号称“拳母”——划拳界的航空母舰，当时我一直以为航空母舰是由女舵手掌舵，所以才叫“母舰”。“拳母”一个通关直打到我这儿，我是最后一道防线，她知道我不会划拳，就掏出一张一毛钱的纸币，让我猜尾号是单是双，还没有配偶的我，义不容辞猜双，结果那一毛钱的尾号是个1。后来，我投身文化潮流时，脑海里一闪现“女权”这个词，就想起昔日798这位“拳母”，她也算得上是一位刚劲的“女拳主义者”。所以，北京应该是中国女权主义的圣地。

英国女权主义大师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把妇女称作“房间里的天使”。这些“天使”由于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造成了生活与精神对男性的双重谄媚，她们自觉接受了男人强加给她们的低人一等的观念，形成一种阻碍自身创造力的“反面本能”，这是女性自卑心理的一种体现。因而“杀死房间里的天使”就成了女性作家的当务之急，妇女只有闯出自己的道路才能创作出色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