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末年的两次战争获胜，给秦国的大手工业带来了尤为重要的发展机会：一是巴蜀归秦，一是宛城易主。秦惠文王虽说始即位就杀商鞅，但商鞅变法的大部分成果仍得以保留。在张仪、司马错等人的辅佐下，秦惠文王不断扩大领地，国家经济也像秦穆公时代一样迅速发展起来。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打败西南面的巴、蜀两国，并派张若为郡守入蜀治理。蜀本就以丝织、冶铁和煮盐三业闻名，张若去后，又设置了“锦官”和“盐铁市官并长丞”两个机关，专门负责管理丝织物制造和盐铁生产。到了秦惠文王的继任秦昭襄王时，李冰修建都江堰，成都平原300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而为良田，成了秦国的粮食重要产地。巴蜀之饶，为后来秦国成就霸业准备了物质基础：3

史学家钱穆认为，秦人本无文化可言，“秦人之视文化，亦仅以为致国富强之捷径”。他把秦国崛起划作两个重要时段：两周之际，襄公始立秦国，与东方诸侯通聘享之礼；战国中，孝公用商鞅变法后，吸取东方文化的成就从此变得显著。“秦人僻居西土，就文化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故秦之措施，大抵袭自东方，其任用以见功者，亦率东方之士也。”

“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

秦简的《金布律》规定：“有买及买（卖）殴，各婴其贾。小物不能名一钱者，勿婴。”这是要求商人必须对出售的东西明码标价，只有价格低于一钱的小商品才可以不系价签。而且官府规定了“市正价”，“物无二价，故以直市为名”。

即按照商品的贵贱来划分各种商肆不同的占地面积。

市中按商肆性质划分作若干列，所以古文献中常有“列肆”的称谓；市中道路多划为井字形，故又称“市井”。

献公七年（公元前378年）“初行于市”，正式由官方设置市肆和市亭管理机构，允许商业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