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开始工作时，会在耳根或手腕处洒点香水。读哲学和听重金属摇滚一样，有时很过瘾，有时听着就只有心被震碎的感觉了。例如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知性改进论》，每读10页，我就要像挨打的狗，趴在窗台，哼哼唧唧呻吟几声。面对硬邦邦的哲学，香水味或多或少能舒缓这种懊恼，再不抵，也可以女子加小人的自我安慰，不是我不懂，只是太无趣。顺便说一句，女子加小人，我以为，等于小女人。

香水可以理解为女人的代名词，尽管我们的拿破仑先生每年据说要用香水100多斤。香水也是感性的，但洒香水的女人一做起哲学，有时难免硬邦邦。在我狭窄的阅读范围内，波伏瓦、阿伦娜、桑塔格等等，给人的感觉偏女权。似乎是害怕被认为有女人气，或者是为刻意区分自己风格不同于传统女性的“化骨绵掌”，因此做起学问来，板着面孔，正经严肃得过了分，以致像19世纪的老处女，从头到脚，蒙得严严实实。但如果能露一点脖颈、手腕甚至肩膀，那会是另一番景象。春光乍泄，也是偶露峥嵘。电影里女特工不是经常使用这一招？露出一截小腿，裙裾慢慢往上提，在敌人出神痴傻那一刻，朝他裤裆就是一美丽大脚。

或许这也是传统男权社会里男性反对女性做学问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哲学有时意味着男性气质对女性气质兼并的危险，若女性再刻意模仿男性的思考方式，女学者就成了波德莱尔“憎恨”的那类女才子。波德莱尔曾恶毒地攻击乔治·桑：“她的评判深度与情感的细腻程度跟看门人与被包养的妓女处于一样的水平层次。”实际上，乔治·桑和后来的波伏瓦一样，很多行径目的性太强，都给人一种为实践自己理论而做的刻意的参与，包括寻找一个接一个的情人。曾在中国大大出名一把的桑塔格，在美国本土的学术圈并不怎么招人待见，其中背负的一个恶名是：没有幽默感，对学术术语的滥用。以术语来撑持文章场面，用林语堂先生的观点，大概也是因为不熟练的缘故，但在桑塔格，术语或许最主要能给她正襟危坐的庄重感，和恫吓读者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