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北方长城沿线一带，即现在的农牧交错带周围，存在一系列史前文化群体，兼具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双重风格。中原地区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农业基础，西方的小麦、黄牛、绵羊和青铜冶炼传入后，不仅没有动摇其农耕文化，反而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进一步壮大，最终发展出独具特色的华夏文明

欧亚草原通道的存在表明，这两种说法可能都有失偏颇，中华文明恰恰应该是在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和碰撞中产生的，并且自始至终都有自己的根基和传统。

就目前的考古材料而言，中国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早期青铜文明带有明显的草原文化风格，并且冶炼技术要远远超过同时期的中原地区。但是，在进入中原地区之后，昔日游牧民族的草原风格被根深蒂固的农业民族风格所取代，先后出现了青铜鼎、鬲、爵、戈、戟、编钟等颇具东方特色的青铜礼器，直接促进了中原文明礼乐制度的成熟。

此后，冶金术进入东南欧的多瑙河中游、高加索和中亚的广大地区，乃至欧亚交界的乌拉尔一带，并继续东传，进入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带

青铜技术同样起源于西亚，首先扩散到中亚、地中海地区（南欧和北亚）、南亚，然后扩散到欧洲大部、东亚和东南亚、南部非洲，乃至整个旧大陆及其附近岛屿。现在的考古证据显示，巴尔干到安纳托利亚一带早在7000年前已开始冶炼金属，5000年前就可以冶炼不同比例的砷青铜、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常见的青铜器是刀子、斧、剑、头盔、镞、马衔、凿、针、锥、耳环、指环、镜等，它们代表着畜牧业和父权社会的日益壮大，而种植业和母权社会逐步萎缩。

与马一起传入中国的还有可能是马车。在西方，马车的演变有比较完整的发展序列，经历了一个从四轮到双轮、从实心车轮到辐式车轮、从用牛（或驴）拉车到用马拉车的发展过程。但在中国，马车的出现则比较突然，最早发现的商代马车就是有辐的双轮车，显然十分成熟，不太可能是独立起源。

家马的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欧亚草原的西端，乌克兰和哈萨克草原一代是最早驯化家马的地区，在东亚数百处遗址中从未发现马的骨架，只有零星的马齿或马骨出土，而且不能确定为家马。确凿无疑的家马和马车出现于商代，此后3000余年的历史，中原地区从未培育出优良的地方马品种，一直是“贫马”地区。

黄牛与绵羊、山羊习性相近，是新石器时代西亚、中亚的主要家畜。到了青铜时代，黄牛才在东亚大量出现，约4000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是典型代表。与黄牛传入中国相伴随的是游牧生活的关键技术——挤奶

商代西北的羌人以养羊为业，周代中原地区养羊也蔚然成风。但是，因为中国属于典型的农业文明，最早用来制作衣物的材料主要是麻和蚕丝，与西方盛行的羊毛纺织品不同。不过，在新疆也曾出土过青铜时代的毛制品，与中亚毛纺织传统一脉相承，特别是其中的斜纹织物至今仍在欧洲流行。

东亚地区养羊的历史与西亚比大约晚了5000年，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才出现羊的踪迹，进入青铜时代后，从新疆到中原，羊的数量明显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