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最近，一条“垃圾不够烧了”的视频广泛传播，多位朋友转发给我。视频展示了一组数据，近年来，我国建了超过1000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每天处理垃圾超百万吨，每吨垃圾大约可以发电280度，因此部分地区开始出现抢垃圾的情况。

这组数据是真实的，但这个数据代表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对普通人来说，其意义又是什么？

  文｜陈立雯

编辑｜王海燕

关于垃圾焚烧，要从2009年说起，那一年也被称为中国垃圾焚烧的元年。

2009年，北京、南京和广州，以及河北秦皇岛等地，不少公众反对在自家居住地附近建设垃圾焚烧项目。为了回应公众疑惑，北京市文明办开通了“垃圾文明一日游”活动，每周四组织公众参观北京的垃圾处理设施，包括转运站、分拣中心，再到堆肥厂、垃圾填埋场，和垃圾焚烧厂等。我工作的机构也成立了“垃圾之旅”项目，每隔一周组织一次，带领志愿报名的公众参观北京的各类垃圾处理设施，这个活动后来一直持续到2015年。

通过这些活动，我慢慢了解到，1980年代之后，中国城市垃圾处理，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较为随意地堆放在城市郊外；1990年代中期到2010年左右，垃圾基本都是填埋处理；2010年之后，垃圾处理快速进入垃圾焚烧阶段。当然，不同的城市和地区，进入垃圾焚烧的阶段时间略有区别，比如浙江、江苏等地，2000年初期就开始建设垃圾焚烧厂。

《焚城》剧照

在机械分选站和堆肥厂，我们看到已经分选完成的厨余垃圾里，还有大量塑料垃圾，它们最终全都出现在堆肥厂的堆肥产品里，这些有杂质的堆肥产品，最后去了哪里，堆肥厂的人也说不清楚。

但可以确定的是，相对纯净的厨余垃圾产生的堆肥产品，是可以直接用于农业种植的。所以分选站和堆肥厂的工作人员，每次都强调，如果垃圾在源头就分好类的话，就不需要机械分选了，也能节省大量运行费用。

没有做垃圾分类的情况下，不同种类的垃圾最后都被混合填埋。我从小在平原长大，每次参观垃圾填埋场时，总是会被平地而起的几十米高的垃圾山冲击到。2009年到2013年之间，我每隔几个月就会去北京的几个大型垃圾填埋场，通常是几个月前还是大片空地，下次再去，就成了小山包。

但填埋场最让人无法忍受的，还是让人呕吐的酸臭。这种酸臭会侵蚀到衣服里，回到住处，不换洗衣服，味道始终留在身上。而这种臭味，就正是来自厨余垃圾在填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挥发性气体。此外，垃圾填埋产生的废水，也叫垃圾渗沥液，是垃圾填埋场最难处理的问题之一，2010年到2015年，北京市垃圾处理的污染丑闻，几乎都是偷排渗滤液。

纪录片《垃圾围城》剧照

位于北京昌平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的讲解员说，他们很努力地减少垃圾填埋场的污染了，但是臭气、污水处理的压力太大。以阿苏卫垃圾填埋场为例，1994年投入运行时，这里每日的垃圾填埋量只有800吨，到2013年，每日填埋量超过4000吨，臭气、污水、沼气等配套设施的处理能力却没有同等跟上。

每次垃圾之旅中，比较特别的是参观垃圾焚烧厂。因为在分选厂、堆肥厂、填埋场，大众可以现场看到垃圾的处理全过程，但在焚烧厂，参观者一般进的是中央控制室，通过大屏幕就能直接观看垃圾焚烧。解说员的风格也大为不同，在分选厂、填埋场，讲解员总是呼吁公众做好垃圾分类，减少污染和经济支出；但在垃圾焚烧厂，讲解则会强调垃圾焚烧厂“完美”的处理能力，解释焚烧厂的燃烧炉温在800度以上，可以焚烧烧厨余垃圾，还不会出现公众担心的一级致癌物二恶英。

公众参观垃圾焚烧厂，印象总是非常“好”，因为整个过程，一点垃圾也看不到。

随着垃圾焚烧厂开始运行，我们机构曾对全国三十多家垃圾焚烧厂进行了实地调研，同时向当地环保局申请了解垃圾焚烧厂的排放信息，大部分烟气排放信息可以得到回复，后来又实地调研了北京几十个垃圾分类试点小区，我渐渐了解到垃圾焚烧飞速发展背后的更多现实情况。

随着垃圾焚烧厂逐渐增多，2015年左右开始，深圳、上海、广州和北京，以及一些省会城市，以及浙江等地区，进入垃圾全量焚烧的时代。进入垃圾焚烧厂的垃圾，是包括厨余垃圾在内的混合垃圾。不过，2017年之后，因为国务院对46个城市开展垃圾分类的要求，如上海这样全市范围开展垃圾分类的少部分地方，部分厨余垃圾开始被分流出来，其他垃圾才会进入焚烧厂。

2018年之后，随着环境卫生城乡一体化的管理方式推行，以及县级城市垃圾焚烧厂的落成运行，农村地区收集的垃圾，也开始逐步进入到垃圾焚烧厂。当然，在西北和东北一些偏远地区，以及居住比较分散的乡村，因为收运成本较高，垃圾处理仍然是随意丢弃，或者卫生填埋。

前面提到，我国绝大多数垃圾焚烧厂焚烧的都是混合垃圾，其中就包括厨余垃圾，各种含氯塑料，以及工业发达地区的大量工业垃圾。这些混合垃圾不可避免会在烟气中产生一级致癌物二恶英和重金属污染。这也是为什么大众对垃圾焚烧厂，最关注的就是烟气排放问题。

在参观焚烧厂时，讲解员会提到， 800度以上的高温可以解决二恶英问题，这并不是说，800度以上的高温就不产生二恶英了，而是说当烟气净化做得好，90%以上的二恶性会通过净化系统，最终进入飞灰。除了二恶英，飞灰里也含有大量重金属，所以垃圾焚烧厂产生的飞灰，是被列为危险废弃物的。国内现在主要流行的焚烧炉工艺有两种，一是炉排炉，另一种是流化床锅炉。前者每焚烧一吨垃圾，产生1%到3%的飞灰，后者在10%左右。垃圾焚烧还会产生固体废弃物，也就是炉渣，每焚烧一吨垃圾，会产生15%左右的炉渣。尽管炉渣里也含有大量重金属，但是和飞灰不同，它们被列入一般固体废弃物的管理。

图源：央视新闻报道截图

那么，垃圾焚烧厂产生飞灰和炉渣是怎么处理的呢？早在2006年，生态环境部（当时的环境保护总局）就发布过《环境信息公开管理条例》， 按照该条例的要求，垃圾焚烧厂产生的烟气、飞灰、炉渣的产生、监测和处理，都应该向公众公布。2014年，生态环境部（当时的环境保护总局）对《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进行修订，提高了垃圾焚烧烟气排放的管理，要求垃圾焚烧厂的排放在线监测，可以实施在线监测的烟气排放指标，要从日均值提升到时均值。

但在实际操作中，飞灰和炉渣的处理监管，公众一直很难获得相关信息。从2010年到2015年，我们曾向北京、南通、天津、广州、武汉、成都、杭州、苏州等地的环保局申请，公开当地垃圾焚烧的烟气信息，炉渣和飞灰处理的报告，获得的排放信息里，大多数焚烧厂都没有检测二恶英的排放，重金属排放信息也缺乏，还有的检测了，但超标（超标信息集中在重金属、氯化氢、二氧化硫等指标上）。2015年，我们也收集检测了江苏等地的10家垃圾焚烧厂产生的炉渣，做了汞、镉、铅等重金属的检测，均发现严重超标。

《人民的名义》剧照

而在实际的调研中，从2012年到2017年，我们在广州、南京、济南、武汉、苏州等不同的地方，都看到过垃圾燃烧后的产生飞灰，被随意而混乱地丢弃在填埋场里。在浙江、海南、江苏和广东等地，我们看到部分垃圾焚烧厂的炉渣，直接堆放在农田旁，被农户拉到村里铺路；还有很多焚烧厂将炉渣筛选后，制成建筑使用的砖。有的飞灰被送进了危险废物处理中心，但同样是用大号尼龙袋随意存放，并没有按照危险废物处理暂存的要求管理。

更让人担心的是，我们调研的这些垃圾焚烧厂的炉渣里，发现大量没有烧尽的塑料。众所周知，塑料熔点是比较低的，不可能在800度以上的焚烧过后仍然烧不尽。

当然，我们看到的主要是2017年以前的案例。更值得注意的是，到2024年，中国垃圾平均焚烧量已经达到80%，最早发展垃圾焚烧产业的地方，已基本达到全量焚烧。但对于垃圾焚烧厂带来的重金属、二恶英等，如何实施循环监测，如何监督其排放，相关机制到现在也没有建立。

垃圾焚烧的废弃物管理，实际上也是一笔经济账。按照今年北京环卫集团公布的数据，标准的危险废物处理流程，每吨飞灰的处理费用在1050元左右。如前所述，按照目前国内的焚烧炉工艺，垃圾飞灰产生比例在1%到10%之间，也就是说每处理一吨垃圾，光飞灰处理这一项，就需要10.5至105元。但为了占领更多垃圾焚烧区域，在县级城市的垃圾焚烧厂投标中，我们甚至看到，2017年有的垃圾焚烧企业，曾以60元每吨的垃圾焚烧处理费用中标。如此低的费用，烟气、炉渣、飞灰和废水的排放管理是怎么做的，可想而知。

当然，除了政府补贴，垃圾焚烧厂还能产生其他收益。对于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用方式不一样，在我国，政府出台过一系列政策，鼓励垃圾焚烧厂烧垃圾发电，来增加收入，一吨垃圾平均能发电280度，但每度电0.52元的价格计算，一吨垃圾的收益在145.6元。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垃圾焚烧项目的建设成本是非常高的。2014年，北京市在昌平区阿苏卫建设了一个垃圾焚烧项目，日处理量3000吨，费用投入超30亿。

在当下，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在2017年垃圾分类政策提出之前，深圳和浙江等地，已经提出了全量焚烧理念，并且按照这个思路，建设了当时当地等量的垃圾焚烧厂。这些项目跟政府签订的垃圾焚烧合同，基本都在25年到30年之间。

但随着人口出生率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消费结构变化，如果垃圾焚烧厂产能过剩怎么办，各地的垃圾焚烧规划都未提及。而在实际的发展中，我们也看到，中央在2017年提出垃圾分类，深圳、浙江、上海和北京都快速响应，但直到如今，都没有构建出可持续发展的相应机制和体系。

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们国家的垃圾填埋也好，焚烧也好，采取的思路都是将混合垃圾从产生的地方，拉到一个集中的地方统一处理。2017年中央提出垃圾分类政策是一个转变，其根本思路跟国际上3R原则也是相符的。所谓3R原则，指的是：reduce，源头控制垃圾的产生；reuse，循环使用； recycle，分类再利用。

《江河日上》剧照

从这个角度，垃圾的产生和处理，从来不是烧与不烧，怎么烧，够不够烧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类如何开采和使用资源，进而如何管理废弃物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2017年以后，我们机构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了垃圾分类上。

2019年到2022年，我们在江西省东阳乡，跟当地政府、环卫企业，以及每个村的村两委，村民，开展了全乡区域的垃圾分类实践，先是构建了一个干湿垃圾分类体系，以村为单位，做了厨余垃圾堆肥处理的实践，也和当地乡政府一起，构建了一个垃圾分类的考核管理体系。

经过实践，东阳乡运往垃圾焚烧厂的垃圾量，连续四年，年均减少56%，80%左右的村民持续参与垃圾分类，得到了可以用的堆肥资源。而政府在垃圾处理的方面，也没有额外增加支出，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垃圾焚烧厂的建设和运行费用也直接省下来了。在城市垃圾焚烧的主流思路以外，我们相信，这样的实践和摸索也同样重要。（三联曾报道过东阳乡的垃圾分类实践案例，点击链接可阅读曾经的贫困乡镇，如何成为“农村垃圾分类第一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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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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