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在中国，没有大量应用于农具、工具等生产性器具，没有给经济领域的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反而大量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和乐器，成为王权统治的符号，这是中国青铜文明与西方青铜文明最显著的区别

到商周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明已经独领风骚，铜锡铅三元合金的铜器数量在所有铜器中的比例，超过了铜锡、铜铅二元合金铜器的总和。青铜冶炼需要一个强盛的社会作基础，冶炼一斤铜，至少需要七八十斤木炭，炼锡则更为复杂。由于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精确的分工和有专业特长的技术工人，单靠普通的家庭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当时的青铜冶炼几乎全部由官府经营，制作青铜器的工匠和奴隶也都隶属官府，专业工人都是世袭制的，同一个家族铸造的青铜器都是同一种风格。

直到距今3500年左右的二里头遗址中，才出现了大量的青铜。但与西北地区成分大多为砷铜合金不一样，中原地区发现的青铜器主要是锡青铜，并且出现了铜锡铅三种成分的合金，用途也多样起来。从器物上说，与草原地区偏向装饰品不同，中原的青铜器更多作为礼器和乐器，其铸造工艺也有了明显变化，出现了能够制作更复杂器形的块范法。

梅建军认为，青铜器在中国，没有大量应用于农具、工具等生产性器具，没有给经济领域的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反而大量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和乐器，成为王权统治的符号，这是中国青铜文明与西方青铜文明最显著的区别。在西方，尤其以希腊文明为代表，青铜器主要用来做生活用品和艺术品了，与权力符号的联系并不紧密。

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独特而完整的体系，它大量模仿了陶器的容器路线，应用于王室和贵族阶级祭祀。由于青铜铸造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更高级资源管控能力，迅速超越陶器和玉器，成为中原礼制的核心部分，为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

梅建军认为，青铜器在中国，没有大量应用于农具、工具等生产性器具，没有给经济领域的生产带来革命性影响，反而大量用于制造礼器、兵器和乐器，成为王权统治的符号，这是中国青铜文明与西方青铜文明最显著的区别。

它大量模仿了陶器的容器路线，应用于王室和贵族阶级祭祀。

这是中国青铜文明与西方青铜文明最显著的区别。

铜锡铅三元合金

因为矿产稀有，矿资源被统治阶级严格控制，任何试图占有矿产资源的个人都会受到严厉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