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土高原的黄土的来源，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给出一个解释，中国黄土是风吹来的沙尘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后，被誉为“黄土之父”的刘东生院士提出来新风成说，他通过大量走访考察，发现黄土高原的几乎所有地质剖面的土层都是相同的，而在大面积的范围内地层成分能够如此均一，也只有大风吹来的颗粒才能如此分布。新风成说与旧风成说的区别在于，不仅黄土高原的表面黄土是风吹来的，整个黄土高原都是日积月累的风吹来堆积在这里的。换言之，黄土的表层是今天的土壤，下面是古土壤，一层层的被覆盖的古土壤。

太行山绵延不绝，对生活在大平原上的人们是巍峨靠山一样的存在，它虽然阻挡不住来自遥远的西北的冷空气，却把大风夹带的最后的一部分沙尘阻挡住了。穿过莽莽太行山，山的西面即是茫茫的黄土世界。

德国学者卡尔·魏特夫认为生活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人们只有通过治水和灌溉，才能克服供水不足和不调，这就导致水利社会的产生。水利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权力于是集中，组织形式也趋向于统一，这是水利与社会组织的正反馈模式。可通过对北宋一代的黄河治理的观察，她总结出的是“水利消耗模式”，年年月月，大量粮食从南方输向北方，全国财政被征收后送到北方，大量树木、竹林、稻草、麦秆被用于应对黄河泛滥，全国的劳动力和壮丁都被投入到河北修黄河，给北宋政权带来了无止境的财政负担和社会压力。甚至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在张玲看来也可能同环境有关，“如果说北方中国天天遭受旱涝灾害，无论你怎么样去改变经济政策，如何用政策

而人类蚂蚁搬家般地加高了堤防，以及1500次的溃堤也在改变着华北平原的面貌，黄河洪积扇，这柄扇子的中间的扇骨愈发突兀，像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又像一个魔咒，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人们渴望“圣人出，黄河清”，却不得不倾注全部的心力给河岸添泥加土。一旦黄河变清，又会疑神疑鬼以为天降异兆。这种首鼠两端的心态，使我们背负上了沉重的包袱。当然，大平原上的人们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怪兽，也因此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大一统帝国，天下分久必合的态势，黄河的压力或是其中重要原因

，“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在中华文明史上，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鹤壁系商朝首都朝歌所在地，郑州的商城则有3600年的历史。牧野之战，武王伐纣的决胜战，就发生在新乡附近。所有这些历史地理上的重大节点，在地理上似乎都不是巧合。在山和海之间，先人们要么在海边生活，要么在山脚发展，最后才向着平原进发，这是和黄河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也可能推导出这是一种决定性关系。

江苏是中国最平的省份，不只海岸线平，土地也地势低平，就和黄河输送的泥沙有关系。

黄河现在的出海口在山东的东营，每年因泥沙沉降下来，渤海湾里会新生出3万亩的土地。

土壤的肥力在于土壤的腐殖质，腐殖质也就是枯枝烂叶腐败后的有机质，是黑色的，所以所有土壤中黑土最有营养，褐色是黑土和黄色沙子与尘土的混合色，其营养含量就比黑色土差上一截，但褐色土总比黄土更有营养。

水利社会需要强有力的组织和动员能力，权力于是集中，组织形式也趋向于统一，这是水利与社会组织的正反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