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1: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

  提示2:他才气纵横骄傲绝顶，其实归根结蒂只是一个书生。

  失踪

  内心深处，我一直相信，父亲其实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虽然大多数文章称他生死“未明”，或者是个“谜”。而且，我也一直相信，是他自己选择的离开。

  回想起来，我与父亲的最后一面，是1966年6月3日，那是个星期天，也是“文革”爆发的第3天。我那时已经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任教，平时住在学校的教员宿舍，每周末回家探望父亲。

  两天前，《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作为“著名”大右派，父亲肯定在被“扫荡”之列。父亲的情绪非常不好，我也感到无比恐慌，不知该和父亲说些什么，气氛异常沉闷。只是在告别时，我紧紧握着父亲很瘦削的手:“爸爸，您多保重吧！”没料到这竟是我们父子最后的诀别。

  几个月后，已经深秋。某一天，我正在上班，突然接到当时主管九三学社中央机关日常事务的一位梁姓女士的电话，她问我，父亲是否到我这里来了。我很奇怪，反问:“父亲不是被你们押管着吗？你们不是正在筹备批斗他的大会吗？”我这才知道，父亲失踪了，但没有人知道他失踪的准确时间，只能大体猜测是9月上旬“失踪”的。

  此前，父亲曾经试图自杀过一次。当时他扫完街道筋疲力尽回到家里，发现又有红卫兵来揪他去接受批斗，父亲从后院翻墙而逃，跑到数十里外京西青龙桥边的潮白河跳河自杀。因为河比较浅，父亲被人捞上来了。那一天是8月31日，不知是否巧合，老舍先生也是在这一天投了太平湖。

  “未遂”之后，父亲被押回九三学社，被那里的造反派看管起来。有一天，他从九三学社被放回家后，就没有人再见到过他。

  我后来在章诒和的书里看到，那时候经常和父亲来往的，是一位叫老李的人。老李叫李如苍，是农工党内一位被打倒的人，和父亲一起被分配到京郊模式口的劳动基地放羊。老李住在什刹海银锭桥边，父亲有时会从棉花胡同到他家里小坐。9月的一天早上，老李在出门前发现脚底下有一张纸条，似乎是有人从门缝里塞进来的，纸条上只有简单的一句话:“如苍，我走了。储。”未留日期。

  父亲要“走”到哪儿？我和哥哥姐姐们也在惶恐和惴惴不安中等待着消息。9月20日，我得知中央统战部下达了一个命令:一定要在10月1日国庆之前找到储安平的下落，“以确保首都北京国庆的安全”。九三学社还派了一名干部，并要求我和二哥协助。我们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转了好几天，也查访了与父亲曾有来往的朋友们，想找出任何的“蛛丝马迹”，却毫无结果。

  到了1968年，有关部门组成了一个“储安平专案组”，专门调查父亲的下落。那年夏天的某日，三个军人找到我，其中一个身着海军的蓝制服，另外两个身着普通的黄军衣，说是奉周恩来总理之命，专案组要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查寻储安平的下落，希望我“提供情况，予以协助”。他们要求我提供几张父亲的照片，我颇觉诧异:专案组怎么会连父亲的照片都找不到？过了很久，我才悟出此举实为试探，试探我是否与父亲“划清界限”。

  随着时间推移，我和家里人都渐渐失去了信心。在父亲“失踪”的好几年中，我们家人也不时听到关于他行踪的各种传闻。有人说父亲目前正在山西某地劳动改造，有人“亲眼见到他了”，还有人说父亲“已被中宣部监护起来”。虽然这些消息都虚无缥缈，但我宁愿相信它们都是真的。数十年以來，我也无数次在梦中见到父亲从外面回来，更是悲喜交加，而伴随的却只有醒来后枕边的泪痕……

  1982年6月的某一天，我离开北京到澳大利亚留学。和送行的亲友告别、正准备乘车去机场时，忽然看见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主任急匆匆跑来，手里拿一份文件，对我说:“刚刚接到中央统战部来函，对你父亲储安平正式做出‘死亡结论’，特通知其子女。”在即将离开故土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竟以这样一种方式与“失踪”16年的父亲告别。

  10年

  从1957年成为最著名的“大右派”，直到死亡，期间还有将近10年的时间。想父亲的时候，我也会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这10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什么在熬过了那样的10年后还会选择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