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在美国访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上将（右）与美军参联会主席马伦海军上将在五角大楼举行联合记者招待会 )

5月19日，对于时隔7年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的访美，虽然西方媒体不断强调中国代表团团长、总参谋长陈炳德讲话中的“中国不会在军事上挑战美国”，并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但以中国军事迷的视角看，让他们能产生感慨的，恰恰是陈总长在回答有关中国试飞歼-20时，强调的“美、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反而激发了中国人的斗志，进而研制出歼-20是很振奋人心的”这段讲话。他们不仅从这段回答中读出了“两个20年”的概念，而且将这“两个20年”与西方媒体广泛报道陈总长的讲话段落做了一种关联性的解读。

2011年刚好是苏联解体20年，从苏联第一批援助黄埔军校的8000支步枪，到抗战时期的1140门大炮、9700挺机枪等陆战武器，从朝鲜战争时期的整装师装备，到1953年援助中国的156个工业项目，应该说苏联乃至后来的俄罗斯，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从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走专家后，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第一个“20年”的自主发展阶段。事实证明，对于中国来说，最宝贵的是苏联专家带来的成套工业技术，而不是专家本身。技术本身必须尊重事实和逻辑，更要结合中国现状。在这20年中，中国利用苏联的援助和自身社会变革的动力，在武器装备发展上，不仅完成了炮战时代、机械化时代的跨越和整合，而且还一步迈进了导弹核武器时代门槛。上世纪80年代后，中国与西方关系得到了改善。为了对抗苏联，中国得到了西方一些精确制导武器时代的技术。但随着苏联的解体，中国又开始面临着西方的全面技术封锁。至此，中国的武器装备发展进入了第二个“20年”的自主发展阶段。在这20年中，由于安全环境的变化，迫使中国在产业基础薄弱的情况下，实施了有重点地、遏制潜在对手强项的技术突破战略，为稳定战略环境和产业升级赢得了时间。

经过“两个20年”的摸爬滚打和其间两个相对短暂的受援“窗口期”，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既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难题，又是武器装备建设所需的工业化人口迅速膨胀的时代。对于武器装备发展而言，这其中有一个基本规律或者说是常识，即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决定武器装备质量的核心产业所占用的工业人口，是与工业技术的复杂性以及基本配件数量同比增长的。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只有蒸汽机一种动力，一个工业国至少需要近百万人口来维持与武器装备相关的核心产业。到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增加了电器和化工两大门类后，维持核心产业要求已达近千万工业人口了。当时列强中人口最少的是法国4000万人口，由于工业化不充分，所以必须在英、美支持下打“一次大战”。到了“二战”期间，决定武器装备基础的工业零部件已达千万种，对应的是6500万人口的德国。到了“冷战”期间，与武器装备密切相关的工业零部件已达2000万种，只有由2000万种工业基本零部件构成工业体系的美、苏才有资格成为“冷战”的一级。当时尽管苏联的底子薄，但人口始终保持在美国的125%左右，而且放弃了大量承载就业人口的民用基础工业。到上世纪70年代，苏联终于与美国形成了各有千秋的均势。“冷战”中后期，工业基本零部件进一步增加到了3000万种以上，在美、苏军事争霸的前提下，必须拉长产业链增加工业的复杂程度，在技术上压倒对方。因此美国开始将民用工业向外转移，同时用金融手段继续享受转移出去的消费品生产。而苏联的工业人口已被军工基本占满，依托本国搞产业升级已十分困难了，同时生活欠账又无法向民众有个合理的交代，最终导致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