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末，大型水利工程修筑工地上的忙碌情形 )

袁世凯称帝，梁启超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虽则时间过去近百年，后世读史者仔细进入曾经的历史现场，仍然信服当年的评价：一篇文章拉下一位皇帝。即使只有这一篇文章，梁启超仍可称著于史。

历史很复杂，我们可能更容易选择性地遗忘梁启超也是袁世凯治下“第一流人才内阁”里的司法部长。在清末民初那段波澜起伏的时代，梁启超是个异数。他坦陈自己是李鸿章的“政敌”，却在李鸿章去世的当年，即写了一本《李鸿章传》为他辩解；去到日本，旋即与另一“政敌”孙中山先生见面……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是主导那段历史的关键人物，但是他们之间，没有传承，只有割裂。意外的是，断裂的历史，在梁启超身上却是连续的。

康有为、梁启超逃亡至日本的那段时间，孙中山也在日本——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他们此刻正有携手的机会。孙中山想去拜访康有为，康拒；甚至日本人都有心撮合，冯自由的《革命逸史》记录：“事为犬养毅所知，雅不欲中国新党人，因此意存隔阂，遂约孙、陈、康、梁四人同到早稻田寓所会谈。届期除康外余人俱到。”康有为仍然拒绝见面。《革命逸史》还有记录，孙中山在行医，康有为在读书的青年时代，“（孙）欲与结交，托友人转达。康谓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门户之见、派阀之别从中国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