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生动的刻薄话往往出自夫妻、父子之间，这里面有超乎常人的了解，更有超乎常人的爱和恨。多了不起的人也保不齐成为反面教材。

就拿清初的大学问家毛奇龄说吧，活到90多岁，有40多部著作收进《四库全书》，这种纪录搁在哪年间也不容易。毛先生著书立传之余，积极参加各项课外活动，譬如抬杠。骂同行就说“元明以来无学人，学人之绝斯三百年矣”，不欣赏苏轼近体诗就说“春江水暖，定该鸭知，鹅不知耶”，还专为批驳朱熹的《四书集注》写了本《四书改错》。被波及的人恨得牙痒痒，几次找茬儿拉着毛先生打官司。您说就这主儿，谁敢说他？谁说得过他？还真有。那就是毛夫人。

上大学时教文学史的女老师，双腿修长秀雅端庄，一副黑边眼镜颇饶风韵，年近40岁却还是资深“剩女”一枚。她对我们说，中国文人毕生最大的心愿无外乎升官发财死老婆。前两个好理解，后者经老师点拨才醍醐灌顶。国人娶妻早是为了有人做饭洗衣服持家过日子，实用难以兼顾审美。一旦成了名，老婆不能升格成古董，想归置归置当废品处理吧，成本太大，只能半扔半供着。中年丧妻的莫大幸福来源于，既可以名正言顺地娶个年轻貌美的“红袖添香夜读书”，还能有题材有心情写点华丽伤感的悼亡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