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缪尔·亨廷顿曾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往往会变成最真诚的改革者，对于改革的真诚，源自他们对保住权力的真诚。”新政，是清王朝最后、投入最大、牵涉层面最为深刻的现代化改革，是在清廷统治者权威合法性急剧流失，越发陷入信任危机的情况下急剧推进的，由于其手中式微的权力和资源都不足以支持如此规模和广度的改革，从而积聚了更加强烈的社会不满，进而导致了它的覆亡。作为晚清最后一代权力中枢，被历史选择的载沣最终推动了这个迟暮王朝覆灭的命运。

这也许是载沣一生中少有的坚定果断时刻，然而却是亲手为长达286年的清王朝敲响了丧钟。正如崔瑞德在《剑桥晚清史》中的论断：“清政府所持的拒不妥协的态度正在把各地立宪派团结起来。它们虽然不能领导革命，但差不多都能马上准备接受革命。”仅仅3个月后，武昌新军起义，各省迅速呼应，载沣一面仓皇下诏，自认“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下诏解散皇族内阁，一边只得恭请军机大臣徐世昌前往洹上村，乞求那个当初必欲剪除而后快的袁世凯出山力挽狂澜，届时距离袁氏正式入京组阁，将自己夺权归藩，只有不到短短10天。

对地方立宪派如此前所未有之汹汹举动，无怪乎湖南道监察御史欧家廉在一篇奏稿中慨叹：“昔日之乱在匪，而今日之乱在学生、在军队、在咨议局议员。”

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却无法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3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

然而这些缺乏政治阀阅，长于宫闱之间的少壮亲贵，只知局势已经危若累卵，却无法拿出一个解决方案。对地方立宪派舆情稍微有些了解的资政院总裁、农工商大臣溥伦提出，《钦定宪法大纲》中所允诺的“九年筹备国会”已显不合时宜，至少要提前3年，对此载沣只能是“默然无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