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租院》大型雕塑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 )

展望、隋建国、向京……几个在中国当代艺术界里比较活跃的雕塑家，都出现在开幕当天的观展人群里。对于艺术界，《收租院》其实早就从历史语境里“复活”过来了：上世纪90年代，《收租院》的艺术价值开始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因《收租院》而引起的学术事件和话题，甚至超出学术界在社会公共领域产生影响。当时这一波对《收租院》的集体再观看，无疑是源于旅美艺术家蔡国强，因了他在1999年第48届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作品——《威尼斯收租院》引起一轮艺术论战和著作权官司。时隔12年，这一艺术事件成了中国当代艺术年鉴里的“是为记”而沉寂，原创《收租院》却慢慢从沉寂而至热闹，近年在国际、国内多次获邀参展。炎黄艺术馆馆长何炬星的看法，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展览的初衷。他告诉本刊：“我们选择再次展览这件作品，是因为中国艺术总要用一种力量呈现出来，并且这种力量是可以被世界讨论的。我跟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先生两年前在上海讨论到这个问题，当时就定下要做《收租院》展。不仅是对新中国美术经典的回顾，也在讨论它对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影响力。”

现在展示的这组玻璃钢镀铜《收租院》群雕，是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最重要的一件藏品。“在原作者的概念里，这件作品也等同于原作，同样享有著作权保护。”馆长冯斌对本刊说，“泥塑《收租院》1965年6月开始创作，同年9月完成，10月对公众开放，12月到中国美术馆展出。当时在北京是怎么展览的呢？泥塑已用石板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只能由四川美院派几个原作者，会同中央美院雕塑系的老师一起，对着照片在中国美术馆的现场复制了几组。后来每一次展览都是这样重新做出来的。六七十年代《收租院》在广州、上海等各个地方展览时，有些是四川美院派一两个原作者参与指导，有些根本就来不及去人，都是当地的创作者对比着画册和照片就做了，就像当年移植现代样板戏一样，京剧变成沪剧、川剧、豫剧。这也为后来蔡国强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威尼斯收租院》引起争论埋了伏笔——在当代艺术的概念中，这种挪用、借用和复制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可能很难有一个答案。”

为了让自己能作为原创者区分于无数的复制者，1973年四川省文化厅给上面写了报告，要求国家拨款在泥塑原作基础上进行“复制和再创作”，另做一套《收租院》出去巡展。上面拨了36万元，并为此专门在四川美术学院建起一个雕塑工厂，成立创作组，集中所有能调动的资源精雕细作了4年。在那个年代，这种集体创作是极为常见的方式。冯斌说，19个原作者几乎全部参加了这次复制再创作，最终在1977年完成一套用玻璃钢制作、镀铜表面处理，艺术处理与表现更加成熟和完善的《收租院》群雕。但此时历史环境已经发生变化，这组《收租院》群雕自完成后一直堆放在仓库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选出一部分公开展出。“你现在看这组雕塑的外观，颜色有些偏绿，有些偏红一些，就是这个原因。”直到2000年，复制的《收租院》在四川美院美术馆才实现了整组群雕完整展出。这个时间点，也是《收租院》成为学术事件和话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