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8年，巴黎学生的抗议引发了法国全国范围的罢工和骚乱 )

起初是文字的力量，读书带来的快感，它带给你解放。1959年，一个22岁的文学女青年，家住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名叫玛丽琳。她刚开始自己租一间房子住，在当地报纸谋了个差事，“养息着我那颗因发现自己将不能像妈妈和灰姑娘一样结婚、幸福此生而受伤的心”。她看到了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像被子弹击中，便走出家门买来一瓶酒、一支蜡烛和一叠纸。稍有醉意，借着烛光，潦草地尽可能快速地写着。

她写了什么呢？除了一篇对“垮掉的一代”的观感，我们再也没读到过她任何文章。那些在潦草纸张上书写下的文字，或许没有更长的生命，在蜡烛燃尽时，也就消散成灰。但那颗击中她的子弹还没有停止飞行，还会打中后来的很多人。我们还会读到《在路上》，知道这本书的主角内尔·卡塞迪，1968年2月在墨西哥的一座小火车站边死亡;我们还会看到一部以卡塞迪为主角的电影《我的最后一次自杀》;我们还会读到金斯堡的诗。你30年、40年，半个世纪以来所有爱过的作家、歌手、诗人，光秃秃地和你相遇。

整个上世纪60年代，金斯堡在世界各地漫游，他去了印度、南美、古巴，他在大学校园里朗诵自己的诗，也收到许多年轻人写来的信。他们问他:“如何成为一个诗人？”1968年10月号的《纽约客》杂志，详细记载了他在伯克利大学的一次座谈，学生们和他谈论摇滚乐、鲍勃·迪伦，谈论庞德的诗，也谈论那些怪异的嬉皮士们会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也许公元3000年的时候，有个学美国历史的学生，能从故纸堆里发现这些诗人存在过。”金斯堡说，我们从历史中学不到什么了，我们生活在科幻的年代。所有改变人们意识的老方式——技术进步、革命，全都破产了，黑人民权运动对南方的中产阶级毫无影响，但嬉皮士能做到。那些权力都是幻觉，人民的真实是可以写作。他鼓励学生们拿起笔给政治家写信，还出示了一封他写给某位议员大谈佛教的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