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坐在那里假装很认真，同时在脑子里编代码。我还想象我发明了一条腰带，可以使我像鸟儿一样飞翔。每天早上醒来，我都失望地发现，我还是要穿上裤子步行。”

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在《论无聊》一文中说：“大部分人没有多少休闲时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用于获取生活必需品。但没有哪个人一点休闲时间也没有。办公室不是一个永久的庇护所，过周末是一项制度。因此，从原则上说，在那些美丽的自由时光，人人都将有机会陷入真正的无聊。”“但人们可以去看电影，图像开始接连出现，人们在观看过程中忘记了自己，巨大的黑洞上闪动着不属于任何人但论尽所有人的虚幻的生活。谁能抵挡住那些精致的耳机的诱惑？听广播不会带来有教养的对话，只会让人变成全世界噪音的操场，不让人有一丝无聊的权利。人们沉默、毫无生气地坐在一起，就像他们的灵

美国社会批评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在《纽约客》上撰文说：“在网络时代，许多人对自己的无聊浑然无觉，因为这种无聊披着现时、新颖的伪装。一个人要发觉自己很无聊，他需要辨别不同的时刻。如果一个人只生活在现在，就很容易错误地以为新鲜事物不断入侵是跟以前的一切彻底决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