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秀兰·邓波儿主演的电影《小叛逆》剧照 )

1935年，7岁的秀兰·邓波儿已是好莱坞最有票房吸金魅力的宠儿。那一年，福克斯与二十世纪两家电影公司合并的盛大典礼上，她是特邀嘉宾。电影历史学家珍妮·巴辛格（Jeanine Basinger）记录到，当一位嘉宾邀邓波儿跳一曲舞时，“整个大厅陷入了令人恐怖的安静”，“在场的所有银行家、公司总裁、电影制片人和放贷人都意识到，那位绅士正把公司所有的资产捧在他的两手间”。幸运的是，“他没把她摔在地上”。

从她1934年第一次在加州圣塔莫妮卡的剧院台阶上蹦蹦跳跳，被正在写《起立欢呼》歌词的贾伊·格尼看中，她的星运便像命中注定似的，毫不犹豫地立马进入鼎盛时代。从《亮眼睛》、《涟漪》、《小叛逆》、《小上校》到《卷毛头》、《百老汇小姐》，那个小人儿用稚嫩的声音歌唱洋溢着暖意的曲子，婴儿肥的嘟嘟小脸露出两道浅浅的酒窝，胖乎乎的小腿小脚一本正经地踏着精准的节奏利落干净地跳舞，无忧无虑的清澈眼睛和无拘无束、天然去雕饰的一举一动，融化了成年人的心，所有的烦恼和焦虑在这个稚嫩的小生命前都显得微不足道。在为她量身打造的影片里，她总是在逆境中把儿童那种天真的乐观发挥得淋漓尽致，她的角色总是允许她自然而然地打破一些既定规则，让她对一些沉闷的势利小人说出一些孩子气的大实话——她嘴馋地望着别人家的巧克力蛋糕，大口大口地吃，还请求带一块回家；在那个民权运动还未到来、种族隔离尚未消除的时代，她拉着黑人的手欢快地跳舞；她时常以孤儿或半孤儿的身份生活在下层阶级中，与他们打成一片，又有种天生的高贵和纯真，总能脱颖而出；她轻信大人，也无所顾忌地戳穿大人；她唱着“棒棒糖在哪里玩，在薄荷湾的阳光沙滩”，轻而易举地带走了成人生活的沉重与叹息；最终，无论是冷漠的养父母、刻薄的守财奴，还是感情疏离的情侣，都被她蓬勃的生命力所打动，悔过自新、慷慨解囊抑或破镜重圆。对正值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人来说，她的笑容让人们忘记了贫困与失业所带来的痛苦，她毫无世故的乐观，鼓舞着这个力量尚在壮大、身处困境却朝气蓬勃的年轻国家的精神，以至于富兰克林·罗斯福如此说，“只要我们还有秀兰·邓波儿，我们的国家就没有问题”。而福克斯深谙票房之道，在邓波儿的电影里，她的父母总是被安排死于车祸、灾难或自杀，然后这个荧屏孤儿总能以她的孤独与不幸俘获人们的同情心与钱包。她不需要成年明星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探索角色本质的深刻的能力，而只需要充沛的、本色的情感，便可以愉悦数量最多的大众。正是有了秀兰·邓波儿，尽管口袋拮据，每周仍有70%多的美国人去电影院掏钱买票，挽救了濒临崩溃的二十世纪福克斯，邓波儿也因此与福克斯电影史上最璀璨的名字——贝蒂·嘉宝、玛丽莲·梦露、亨利·方达、吉恩·蒂尔尼、简·曼斯菲尔德并列。与好莱坞嫁接的商业链条让她的风靡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时尚：从通用电气、力士香皂到帕卡德汽车的广告，到穿着她在影片中戏装裙子的“秀兰·邓波儿”娃娃，再到混合着姜汁与酸果蔓的“秀兰·邓波儿”鸡尾酒和印着她头像的Wheaties麦片盒子、麦片蓝碗，甚至连她每年过生日时的场景都会被拍成短片卖票出售。

7岁到10岁，全盛期的秀兰·邓波儿把纯真童年留在了荧幕上，献给了观众。她不断拍片，拍片之余则被二十世纪福克斯的老板达瑞尔·扎努克宠爱地圈养起来。她的院子里有自己的小屋，笼子里养着兔子，树上安放着秋千。她有保镖和秘书，这位秘书每周要回复4000多封影迷的来信，在邓波儿8岁生日那天，她收到了来自全世界的13.5万件礼物。为了保持她“美国小甜心”无忧无虑的形象和性格，公司和妈妈都不许她随便结交朋友，她有独立的教室、独立的家庭教师。她拥有最好的一切——最好的化妆师、最好的导演、最好的编剧和最好的摄像师⋯⋯她被片厂里的大朋友捧着、宠着，奥逊·威尔斯与她玩槌球，加里·库珀陪她给图画上色，摄制组里的工作人员都很和蔼，她经常被强壮的大手像抱洋娃娃那样抱起来，放在柔软的大腿上。她对金钱从来都没有过概念。1935年，她每周的薪酬已经超过1000美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她的父母为她打理财务，每个月给她13美元的零花钱。邓波儿踏入好莱坞之前，卓别林所成就的童星前辈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已经在如何处理与父母的监护关系上为邓波儿铺好了路——当他在20世纪30年代长大成熟，库根要求母亲和继父把他在电影生涯中挣得的400万美元归还于他，他的父母拒绝了，他没有任何法律手段可借助，只好告诫所有后辈童星，“离妈妈们远点”。对邓波儿来说幸运的是，1935年，加州立法机构通过了《库根法案》，要求为童星设立信托基金。在法律框架的庇护下，即便日后邓波儿的父亲在信托基金中损失惨重，却并未从情感上打击过邓波儿，她很坦然地接受了财富蒸发的现实。扎努克维护她，一旦发现有别的小朋友风头威胁到邓波儿，就立马掐掉新星的胚胎，有一位叫玛西娅·琼斯的小女孩在一场与邓波儿合演的戏中赢得了一些好感，就再也没出现在她的电影中。真实、残酷的世界，特别是那个大萧条的世界，被蓄意或无意地阻挡在了她的世界之外，只有美好的东西被过滤进去，保持着童真不被侵蚀。在这个意义上，邓波儿成名后，她所表现出的一如既往的天然的纯真和乐观，却又是人为刻意设计和制造的产物。据说她从不明白人们为什么有不开心的事，她也就像天上来的快乐精灵一般，用似乎超然的乐观化解人世的烦恼。1935年，她获得了第七届奥斯卡特别金像奖。她日后回忆道：“不知是谁的可爱馊主意，为我的身高量身定做了一个缩水的奥斯卡小金人。如果我的工作真的是出色的，为什么不给我一尊与别人同样大小的奥斯卡？”罗斯福总统请她去白宫做客，她调皮地掏出弹弓，将一颗石头射到第一夫人背上，笑道：“瞧，我可射得很准！”连普通孩子对圣诞老人的想象在她那里也被轻微地扭曲了，当她在商场看到圣诞老人时，装扮圣诞老人的演员却追上来要她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