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回顾:

1983年的大年三十，王宗坊和王宗玮在沈阳463空军医院，枪击7人，导致4人当场死亡，3人重伤。随后两人全国流窜，杀人抢劫，直到中秋节被围捕。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起恶性暴力犯罪，王宗坊和王宗玮，这对来自沈阳一个教师家庭的两兄弟，面对的是当时相对纯净的治安环境和薄弱的刑事侦查力量，“悬赏通缉、特警、巡警、道路检查点和‘110’，这些中国的刑侦网络是从‘二王’开始建立”。

“二王”案报道者葛维樱：

大家好，我是葛维樱。2007年我在《三联生活周刊》开始写尘封的旧案，在故纸堆里寻找当时的亲历人，回访他们后来的生活，这其中就有1983年震惊全国的“二王”案。1983年大年三十，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在沈阳犯下第一起命案，枪击7人之后就开始了全国的逃亡，在逃亡期间他们5次逃脱警察的追捕，又陆续打死、打伤了不少公安执法人员和一般的百姓。7个月后经过合计5万人的围剿，他们才在江西伏法。

( 沈阳市公安局下发的通缉令 )

我当时是和另外一个记者马方一起做这个案子的追记，主要采访的是三方面的采访对象，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当年亲自活捉了王宗玮的江西宁都县公安局刑侦科民警，他叫谢竹生，当时围剿二王的队伍非常庞大，是民兵、武警民警混合在一起的，是以25,000多名武警战士为主的，而谢竹生一个向来冲锋在前，刑侦从来考第一的优秀民警，那天觉得莫名的心凉，他描述的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围捕场景，他举出的第一个功臣居然是他的警犬卫南。

第二个是“二王”案的前线总指挥刘文。我采访刘文的时候正好碰到他在编写中国刑侦史。“二王”是中国刑侦的1个转折点，在犯下特大杀人案后在逃7个月，模仿犯数不胜数，抓捕时他们2个又被击毙了，导致后来准确的判断难以做出了，但是二王逼出了新中国的第一张通缉令。当时的公安系统其实还没有那么完善，所以面对这两个全国流窜的犯人，整个系统是如何应对的是很有启发性的。因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没有悬过上通缉令就没有模板，当时的电话、传真机、防弹背心、乘车票甚至粮票，刘文为我回忆了非常多珍贵的细节，而中国的刑侦网络正是从这个案子开始建立的。

第三方采访对象就是“二王”的父母了，我们并没有太多的描写“二王”的成长故事，而是主要采访了一些他父母的生活现状，以及在他们看来当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们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其实说了一句话，说：“看过那么多媒体的报道，只有一个作家说‘二王’的产生有一定的历史因素”，我们觉得写得真好。他们也想从两个儿子犯案逃窜的路线再走一遍，不知道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没有。

确实，“二王”案非常强烈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状况，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是中国绝无仅有的。所以我们做了这篇追记，希望可以和大家通过三方的采访，三方的视点，在历史因素下重看“二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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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