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年6月14日，口衔雪茄的卡斯特罗在哈瓦那会见前来商讨“猪湾事件”被俘人员赎金的美国企业和媒体代表。古巴革命政权为1173名战俘开出了5300万美元的价码，以食品和药物的形式支付，双方最终在次年12月达成一致 )

《纽约时报》编辑赫伯特·马修斯（Herbert Matthews）第一次见到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其人，是在1957年2月17日傍晚，古巴岛东南部的马埃斯特拉山（Sierra Maestra）中。准确地说，这次会面是由卡斯特罗一手安排的：在游击队被政府军圈禁于奥连特省一隅、他本人被宣布“已遭击毙”的情况下，有必要通过具备更高等级影响力的平台来宣传革命者的形象和主张，并对巴蒂斯塔政府施加压力。《时报》驻哈瓦那通讯员鲁比·菲利普斯第一个接到卡斯特罗通过地下组织发出的邀请，但这位女记者不愿丧失与政府之间的良好关系；于是，恰好在哈瓦那度假的马修斯主动接过了这一任务。他是卡斯特罗会青睐的那种报道者：左派自由主义者，在西班牙内战的前线报道中崭露头角，同情一切反权威行为，对拉美军人政权有一种道德上的厌恶感。更重要的是，马修斯希望抢到独家：“我要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57岁的老头照样写得出好新闻！”

会面在咖啡和雪茄的香气中进行。身高6.3英尺（约1.92米）、有着棕色眼睛和浓密络腮胡子的卡斯特罗低头探向他的贵客，以他在大学法律系、议会选举和法庭辩护中锻炼出来的口才开始了讲述。他以自豪的语气宣称，自己麾下有上千人马，分散成小分队在山间和精疲力竭的政府军做周旋，并且一直能获得城市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资金援助——为了验证这一点，卡斯特罗让士兵展示了面值相当于数万美元的比索现金。领导这次军事斗争的“七二六”运动，按照这位美髯公的说法，是激进民主思想的产物，目的在于推翻巴蒂斯塔的军事独裁体制，恢复议会制度，并通过经济和法制改革来消除普遍存在于古巴的贫困和非正义现象。卡斯特罗提到了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林肯，提到了他对美国民主政体的敬意，宣称他正在为一个美国式的、“自由民主的新古巴”而战。最后，他主动要求在马修斯的采访笔记上签名，以示真诚和庄重。

从1957年2月24日开始，分三期连载在《纽约时报》周末专号上的这篇采访记，塑造了20世纪“卡斯特罗神话”最显著的几项符号：络腮胡和雪茄烟，橄榄绿军装、筒形帽和枪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滔滔不绝的演讲术，对建制化的厌弃和对直接民主的狂热，以及反对一切不平等的“红色罗宾汉”形象。它们中的一些来自卡斯特罗的亲身展示，另一些来自马修斯的个人理解和概括，但无论如何都易于激起美国乃至全世界公众对那位年轻游击队员的同情，尤其当他的对手是一位梳着大背头、挂着装腔作势的流苏肩章和绶带的军人独裁者时。马修斯成为古巴革命的约翰·里德（第一位报道俄国十月革命的美国记者），但他始终认为卡斯特罗是一位不同于列宁或托洛茨基的“激进反共民主派”，这在“冷战”的政治氛围下为左派媒体人公开支持卡斯特罗创造了某种正当性。美国和欧洲记者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马埃斯特拉山，卡斯特罗的形象出现在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电视画面中，“七二六”运动的支持者着手发动越来越频繁的城市游行和罢工。甚至连美国顾问团也对政府军频繁动用美援重武器投入反游击作战却往往无功而返的败绩不甚耐烦，渐渐考虑抛弃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的胜负，不是在战场而是在纽约的报纸上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