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5月8日，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首访美国，应邀在国会众议院发表演讲。后排左侧为美国副总统拜登，右侧为众议院议长博纳 )

2016年深秋韩国的这场政治风波，直接诱因虽系发端于朴槿惠的“亲信门”，但和首尔当局日益丧失空间的外交处境同样不无关联。执意部署“萨德”（THAAD）反导系统的决定引发了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全面反制措施，结果不仅抵消了过去4年间朴槿惠为塑造对美、对华“等距离外交”做出的努力，还使首尔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出现了补偿性回升。但“萨德”直接针对的朝鲜核武器和导弹项目所受的冲击却并不明显：代价不菲的制裁措施对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实际冲击低于预期，核试验和中程导弹试射的间隔期反而出现一而再再而三的缩短，韩国对其北邻的直接影响力已经滑落至最近20年的最低谷。对日关系方面，2015年底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以及《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谈判的重启显然更有利于安倍晋三巩固其长期执政，在韩国民间引发了广泛争论和焦虑。在不到4年的执政期里，朴槿惠政府竟出现如此集中的外交挫败，委实令公众大感失望。无怪乎“亲信门”甫一爆发，即有媒体言之凿凿地宣称：今日首尔的外部困境，皆是因崔氏姐妹垂帘听政、外行指挥内行所致，朴槿惠已沦为傀儡。

与其说真相至此终于大白，倒不如说这只是一种过于刻意的曲解。既然崔氏姐妹的主要目的在于敛财，又何必在风险远大过收益的外交事务上折腾不休？即使对外政策能收致积极效果，荣誉也将全盘归诸前台的朴槿惠，对幕后的“无名英雄”则无任何帮助，如此干政难道是由于报国情怀？更何况从朴氏外交路线的逆转过程中，可以反复窥见因突发情形导致的随机性调整，特征相当一致。媒体对阴谋论的渲染，无非是不愿直面以下事实：目标与资源高度不对等的朴氏外交，从一开始就缺少成功的机会。

以朝鲜半岛―东北亚―太平洋两岸作为三大层次的“朴氏外交”，在每一层面皆有对应的核心议题：在半岛是实现非核化，在东北亚是促进中日韩三国在经济、政治领域共识的进一步统合，在太平洋两岸则是依托美韩同盟、向全世界输出经济和文化影响力。朴槿惠在上台之初的意图，是利用三个层次议题之间的内在关联，将韩国塑造为中日（亚洲层面）、中美（全球层面）大国关系中的中介者，从而大大拓展首尔的外交空间。但这一构想显然大大高估了韩国自身的战略重要性以及主动塑造均势的能力：在对朝鲜的“信任外交”未能获致预想的结果后，韩国冒失的对冲举措引发了朝、中、美多国关系的连锁震荡，最终使首尔与各国保持“外交等距离”的理想破灭，被迫重新回到美韩同盟的宰制之下。而在朝鲜核问题趋于长期化、中美亚洲海上竞争亦交替升级的背景下，这绝不会是令韩国人感到振奋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