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可驹

一直希望访谈小提琴家黄滨，她与钢琴家郑吟合作，演出莫扎特几首奏鸣曲的现场是我最难忘的室内乐聆听体验之一。后来她们的莫扎特发行了唱片，无论就表现室内乐默契的精髓，还是莫扎特的戏剧内涵来说，都可谓精彩绝伦。前段时间，黄滨来上海演出贝多芬的协奏曲，同样呈现了非常耐听的演奏。其后很高兴得到机会，对小提琴家进行了一次访谈。

张可驹（以下简称“张”）：能否谈谈你早期的音乐生活？

黄滨（以下简称“黄”）：我是从四岁开始学小提琴，因为我父亲很喜欢小提琴。开始学的时候，是跟着离家比较近的一个老师。但我父亲是学物理的，对于声音等等，有科学的认识，发现那个老师教得有点问题。后来我们找了周善同老师，当时他年纪已经比较大，我叫他周爷爷。每周去他家，父亲带着我，骑自行车过去，每次骑一个多小时。周爷爷教了我一年多以后，表示他已经无法再教我，需要更好的老师。于是，他帮我介绍了郭淑敏老师，她也在长沙，我就继续跟她学。八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父亲看到《光明日报》上刊登了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招生启事，那是文革后的第一次招生，1980年。考上了，念到1988年附中毕业，就到了美国的皮波蒂（Peabody）音乐学院。早年非常重要的就是父亲看着我练琴，他对声音、音准的要求比较高。之前两位老师都很重视基本功，到中央音乐学院之后，我和王治隆老师学了八年。他是非常非常负责的一位老师，每周要上两三次课，对基本功的要求很严格。当时我很喜欢听歌剧。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唱歌，父母放很多童声唱片，我就一首一首地从早唱到晚。中央音乐学院的音响资料不多，一位同学的父亲在美国，给她带了《茶花女》的唱片，我每天听，都能背下来了。歌剧对我的影响很大。去了美国之后，其实有点失落，因为在国内还挺好的，到那边却发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赴美一年后，霍洛维茨去世，我当时确实没听过什么音响资料，就问：霍洛维茨是谁？我的老师感到诧异。

张：从2002年那张巴洛克音乐到后来的莫扎特，从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的现场全集到最近的贝多芬协奏曲，能否略谈你如何建立全面的技巧和音乐表现？

黄：在技巧方面，我一直在探索一些更好的方式，现在也是，有不少尝试和研究。我总觉得，海菲茨那代人就是最为黄金时期的小提琴演奏，他们的技巧和现在不一样。包括声音、清晰度，纯粹从技巧来说，先不谈音乐层面。我在想为何会这样？因此一直在探索。而出现这种情况，我想可能是某种小提琴技巧的……遗失吧。现在主要推广的一些技巧，和当时不太一样了。

张：你认为主要遗失的是哪些方面？

黄：肩垫的使用是很关键的。现在的人大多用肩垫，而当时的人基本都不用，这是很关键的，因为两种拉法完全不同。用力，还有弓子上的很多东西，都会不一样。持琴的角度会变化，而且在用力这方面，不用肩垫的话，肩部是自由的，而用了，就会把这部分固定住。手的情况也不同，在不用肩垫的情况下，琴是三个支撑点，这两个（注：指着下颚和肩部），还有左手。此时，手不托住的话，琴是夹不住的，必须托着。而用了肩垫，不用左手托着，也能夹住琴。左手托与不托，用力的感觉完全不一样。我还在研究，因为想表达心中的音乐，没有最自由的技巧是无法达到的。当你和乐器之间有非常紧密的连接，它会启发你，关于声音，也关于更多对音乐的感受。而从音乐（表现）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要去了解从某种“起源”所展开的一个大的图谱，知道很多东西从哪儿来，它整个的发展过程，作品的不同的形式，它们在不同时期的风格。对我来说，巴洛克音乐像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古典、浪漫，包括更后期的作品的理解。因为从巴洛克开始的音乐，已奠定了很多东西，包括和声、曲式结构，还有一些风格，譬如很多舞曲。很多现代的、后现代的舞蹈的节奏，都是从那边延伸过来的。所以，如果对巴洛克音乐没有较深的认识和感受，演奏家就会缺乏某种坚实的基础。或许你对那些舞曲也会有感觉，但仍会丧失很多潜移默化的东西。同样，不和谐的和声的用法，也是从那时延伸过来的，对位等等也一样。我原先很多是直观的感受，研究了巴洛克音乐，还有更早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品，会感到自己有了坚实的基础。但我想，无论如何，尽管需要这样的基础，演奏者直觉的感受和感动还是最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