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2日，以色列看守内阁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结束关于提前大选日期的新闻发布会后，离开媒体接待室。由于议会未能就财政预算问题达成一致，以色列即将迎来最近24个月里的第四次大选（视觉中国供图）

以色列没能避免在短短24个月里第四次迎来大选，但至少，他们可以对自己在外交战线上的成绩感到满意。在2020年12月22日与摩洛哥签署双边关系正常化宣言后，特拉维夫当局在过去三个多月里已经获得了四个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承认，超过1979～2019年这40年之和（埃及与约旦）。巴勒斯坦代表被排除在所有四场谈判之外：1948年之后，“巴勒斯坦建国”第一次不再被阿拉伯国家视为不容搁置的原1则性问题。

12个月之前，如此戏剧性的变化看上去还是天方夜谭。因为一场发生在巴格达机场的无人机暗杀，美国和伊朗似乎走到了爆发局部战争的边缘：美军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基地多次遭到伊朗弹道导弹以及当地什叶派民兵组织发射的火箭弹袭击，一架乌克兰客机则在德黑兰上空被忙中出错的伊朗防空部队击落。飞越叙利亚领空的伊朗马汉航空公司客机在7月下旬遭遇了美军航母舰载机的空中挑衅，伊朗革命卫队则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一艘航母模型作为回应。4月22日，当一群伊朗攻击快艇近距离掠过活动于波斯湾北部的美军机动设营舰“刘易斯·普勒号”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Twitter上做出威胁称，他已经授权军舰在受到袭扰时“击沉并摧毁一切伊朗炮艇”。看上去，任何偶然的擦枪走火行为都有可能导致一场扰动中东格局的大规模动武。

但战争最终并没有发生，它被一系列规模较小的波动取代了。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原油需求萎缩和医疗压力使得伊朗元气大伤。截止到2020年12月下旬，德黑兰当局承认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10万个，相当于伊拉克与巴基斯坦之和。“欧佩克+”集团在原油限产问题上的分裂，则令全球油价一度下探到2016年第一季度时的水平，连带导致伊朗政府可调度的财政与军事资源大大缩水。而美国同样无力利用德黑兰的黯淡处境：特朗普当局在疫情应对中的糟糕表现，不仅导致其安全政策被迫变得小心翼翼，更使得11月的大选以挑战者拜登获胜的结果而告终。大选投票日前夕，特朗普公开表态称有意“尽快全数撤出”在伊拉克境内部署超过17年的美国军队；尽管这项立场未必会被拜登政府所继承，但截止到2020年第四季度，驻扎在伊拉克的现役美军的数量已经缩减到了3000人。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保有的陆上力量的减少已成为既成事实。

中间派政治党团“蓝白联盟”领导人本尼·甘茨

出人意料的变化背后，本地区另一个重要政治角色以色列的一系列行动被忽视了。2020年六七月间，伊朗多处与核活动有关的设施发生神秘爆炸，其中纳兹坦的离心机组装厂被炸毁3/4左右，外界普遍认为幕后主使者正是以色列情报机关。11月27日，伊朗首席核科学家法克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在达马万德街头遇刺，德黑兰方面直接表态称“有重大迹象显示”以色列参与了该行动，是一次“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以色列国防部则间接回应称，法克里扎德之死“消除了本地区的一个重大安全隐患”。

不过，和《亚伯拉罕协定》（Abraham Accords）造成的轰动效应相比，爆炸和暗杀也只能算是“小事件”。2020年9月15日，在特朗普的注视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白宫南草坪与阿联酋外交大臣阿卜杜拉·本·扎耶德亲王以及巴林外交大臣扎亚尼签署联合声明，正式宣布以色列与这两个阿拉伯国家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为表达和解之意，三国签署的声明以创世神话中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共同的祖先亚伯拉罕命名。协议细则规定，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将承认彼此政权的合法性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连通特拉维夫与上述两国首都的商业航班将即时开通，以色列和这两个阿拉伯国家的公民可以合法出入对方的国境并进行通邮、通商活动，各国在涉及高科技包括国防领域的投资、合作活动方面也将展开广泛合作。继《亚伯拉罕协定》之后，苏丹和摩洛哥这两个位于非洲、人口以阿拉伯裔为主体的国家也先后宣布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考虑到特朗普在其四年任期内对中东问题投入了大量精力，并且美国政府在2020年1月公布的“通往繁荣的和平”计划正是《亚伯拉罕协定》赖以达成的“路线图”，以色列成功实现外交“突围”，似乎并不令人意外。真正吊诡之处在于，过去70多年里被视为阿拉伯世界—以色列和解前提的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在《亚伯拉罕协定》中被彻底边缘化了。在阿联酋和以色列签署的双边协议中，阿联酋政府曾表态称“敦促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尽快返回谈判桌”，但既未为这场谈判设置时间线，也未明确提及阿联酋在巴以和平问题上的底线。以色列外交部则公开宣称，同意按照阿联酋当局的提议、暂时中止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正式吞并，不过这“仅仅是临时冻结，议程本身并未被放弃”。摩洛哥政府则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保持沉默作为条件，换取了美国在摩以协议附件中承认该国对有争议的西撒哈拉领土的要求。无怪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亚伯拉罕协定》达成次日悲愤地表示，这种行为是对巴勒斯坦人民的“背后一刀”，拉姆安拉等地也爆发了小规模抗议示威。

“巴以冲突有一个怪异的特征：它其实是历史的脚注，但往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全球性影响”，华盛顿智库“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院”资深常驻学者侯赛因·伊比什（Hussein Ibish）告诉本刊。在1948年之后的中东历史中，实现巴以和平特别是无条件帮助巴勒斯坦建国往往作为一项先决条件，凌驾于阿拉伯世界和以色列的关系之上。上世纪90年代之后围绕“两国方案”以及两阶段奥斯陆协定展开的一系列外交谈判和接触，都没有脱离这项前提。但在2020年，大前提被搁置了：作为一个抽象共同体的“阿拉伯世界”几近不复存在，各国越来越倾向于基于自己的现实利益处理对以色列的关系。和平进程的约束丧失之后，巴勒斯坦政府长期坚持的宽泛主权诉求也不再有人关心。决定性的变化在2020年已经出现：当国际关注和介入渐趋消退、“阿以问题”日益坍缩为“巴以问题”之后，巴勒斯坦的抵抗者需要重新提出属于自己的和平方案。这一回，不再有一个统一的政治和军事同盟作为他们的后盾；而21世纪的第一个20年已经过去，时间已经变得足够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