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友”总干事张伯驹（蔡小川 摄）

打破限定

36岁的张伯驹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CEO，被实习生称为“地鼠”，黝黑、消瘦而结实，穿着运动服，一副户外运动爱好者的模样，笑起来很恣意。但作为“自然之友”的总干事，为环保公益奔走、疾呼，似乎不符合企业领导的刻板形象才正常。在布满绿植和动物玩偶的办公室里坐定，他的开场白却是：

“为什么植物园子弟的孩子，长大就一定会从事环保事业，好像命中注定一样？事实上，在植物园长大的孩子大部分都去了园林系统的公园呀。我小时候的朋友们，在香山公园、圆明园、颐和园的居多，最吃香的是颐和园的船班，因为效益好啊。”

他在“自然之友”前前后后工作了14年，算上学生时代做志愿者，生态保护占据了他生命一半的时间。时间长得仿佛生出一种必然性，其中还夹杂着为公益奉献青春的义无反顾。父亲是香山植物园职工的身份、自小在植物园长大的经历，让必然性看起来板上钉钉。而当他回顾自己当初为何会投身生态保护，这种理所当然是他最先打破的东西。

张伯驹把最初的动因追溯到中学六年接触的老师身上。在他就读的北大附中，不少老师是清华、北大毕业的，不在高校或研究所里做研究，跑到中学教小孩，让十来岁的毛头小子们觉得“不靠谱”。但在初一就加入生物兴趣小组后，随着跟这些没大没小的老师们玩，他日后自然而然地成为跟随内心做出事业选择的“不靠谱儿”的一员。

“老师们不计成本地把精力投入在学生身上。当时生物兴趣小组的核心成员有8个人，老师周末就带着我们到周边的公园、景区看动植物、抓昆虫做标本。一般是坐公共汽车，有时候老师还自掏腰包打一辆‘面的’。”张伯驹至今和初中老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多老师仍在一线，没有任何行政职位。其中一位倪一农老师，被张伯驹称为“大倪”，比张伯驹年长十余岁，现已年近花甲，在学校里开一门名为“博物”的热门选修课，从张伯驹那时的8个人，发展到现在每年都有100多人报名。

张伯驹记得，大倪曾带他们到香山植物园捉蝴蝶观察然后放飞。大倪自称“蝴蝶迷”，那时有些学生正好看过《林海雪原》，作品里“蝴蝶迷”风骚的形象与他八竿子打不着，他们还暗暗不屑，但当他们看到大倪收藏的琳琅满目的蝴蝶标本，就被彻底震撼了。学生对老师由逆反，转为佩服，“后来也能理解，他们有真本事，也是真心喜欢教孩子，和孩子们在一起玩得爽”。

2020年11月2日，四平市双辽白鹤省级自然保护区迁徙来了很多白鹤。近年来，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做得越来越好 ，鸟儿们由这里的过客变成了主人（IC photo供图）

大倪的一位大学老师是“自然之友”观鸟团队的创始人高武教授，他知道自己的老师会带着学生观鸟，便在张伯驹初二时，也把自己的学生带过去交流，那是张伯驹与“自然之友”最初的接触。1993年由梁从诫先生创办的“自然之友”，是中国成立最早的全国性民间环保组织。梁先生曾发动“自然之友”全体会员支持反偷猎组织“西部野牦牛队”。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自那以后，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环境事件，背后都有“自然之友”的身影。张伯驹当时对此并不知晓，他那时最感兴趣的也不是生态保护，只是对生物科学着迷，他渴望做一名植物学家。直到高一，学校请来“大熊猫之父”潘文石教授做讲座，他的世界观发生了改变。

“那时同学间经常比拼技术，比如谁组装显微镜快，谁的光合作用实验设计得好，但潘老师让我们看到了系统。”张伯驹至今回忆起那个顿悟的时刻仍眉飞色舞。潘文石教授讲到秦岭修路对大熊猫种群的影响，因为道路把大熊猫的栖息地切割成好多块，大熊猫难以逾越，种群变小，越来越近亲繁殖，基因多样性就会减弱，长此以往，整个大熊猫种群会退化，在丛林中的竞争力就变得越来越弱。“所有知识感觉都串起来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何为‘保护’，也明白了原来生物科学研究很重要的目的是保护，而不是仅仅为了当博士。”

当年张伯驹领悟到这一点时，并不需要刻意放下什么执念，他由着性子在生物领域探索，效果也不错。他参加生物竞赛，得过北京市的一等奖，看起来会踏上夺取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一等奖、保送北大生物系的“康庄大道”。但年级排名从不在前列的他，那时就是一个没长大的男孩，毫无对前程的紧迫感，全国二等奖被他收入囊中，却没能进入国家集训队，也从未觉得可惜。高考前选择了北京交通大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因为可以到各地玩”。

而对于自己对生物的喜好，张伯驹也已明了，即使不做学者，也能走上公益这条殊途同归的道路。他那时已对“自然之友”的历史了如指掌，也终于到了可以申请会员的年龄。2002年秋天，刚满18岁的他，蹬着凤凰二八自行车，从西直门内的大学校园，飞奔到骑河楼胡同的“自然之友”办公室，他在《我申请加入“自然之友”》的申请书上写道：“我喜爱生物科学，热爱大自然，从初一至今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