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师、艺术家王亥是土生土长的成都“街娃”

成都，不只是成都话

我们到成都的第二天，郫都区的新冠疫情暴发。一对70岁左右的老夫妇核酸检测相继呈阳性，第二天，他们20岁的孙女确诊。紧接着，因为一晚上去了几家酒吧，女孩成为网暴的焦点。这天傍晚采访完，赶上了晚高峰，我们随着下班的人潮走回住处。一路上总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个女孩，有指责也有理解，有四川话也有普通话。

一夜之间，原本悠然自得的成都，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平日热闹的太古里、春熙路，人流量少去了一多半。冬天的成都，总是阴阴雨雨的，难见到阳光，让整座城的气氛显得更萧索了些。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出现，“封城”的传言也在四散传播。路面上，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但凡出入口，各种检查也严格了几倍。之前计划采访的几个川剧、评书演出场所陆续关门，方言的采访一下子没了着落。

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对四川话的未来挺乐观的。当诸如吴语、客家话这些方言都面临着失传或退化的困境时，四川话的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街头流行语风靡全国，不仅在四川地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外地，看起来四川话的传承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困境。起初，我好奇方言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处并传承着的，为什么能始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但几天来对本地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市民进行采访之后，无法再这么乐观了。

疫情暴发后，我在网上看郫都区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视频，录了晚上郫都区某社区的广播，喇叭里一口标准的郫县话喊着：“踏苏时切，飚乱跑。相信刮家，结节配活哈栓检拆。薄打堆堆，薄臭热（音ra）闹。挫门戴口罩，注意消夺。”

这几句话，我用了郫县话的发音，翻译过来是：“特殊时期，不要乱跑，相信国家，积极配合核酸检测。不扎堆，不凑热闹，出门戴口罩，注意消毒。”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听郫县话，才发现，发音与成都话差别挺大，比如成都人说“国家”的“国”字，大致会是“鬼”的音，而郫县话则念作“刮”音，是个开口音；“特殊”的“特”在郫县话中也念作开口音“踏”，在成都话中则是“忒”的音；“消毒”的“毒”，成都人念起来有点像“堵”，第三声，到了郫县则成了“夺”。

喝茶与麻将是成都人必不可少的生活方式

郫都区在成都的西北部，原本是郫县，2017年1月郫都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同一座城市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县的方言口音有着不小的差别，这个口音的差异，在成都人这里，一耳朵就听得出来。

根据口音差异来推断，喇叭里的声音，应该是50岁朝上的中年人。这个判断，是在采访了几位老成都人之后得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王笛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1956年生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家乡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样本。王笛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成都地区就有好几种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口音有所差别，成都市内与南边的双流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口音来细分，方言的区域可以划至非常小的范围，而现在，小区域范围内口音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即便是年轻的郫县人，能说出喇叭里那一口标准郫县话的也已经不多了。

不过，无论是郫都区还是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都说的是地道成都话。按照我国方言体系的划分，成都话属于西南官话。在中国的七大方言体系里，官话是分部最广、使用最多的，70%的汉族人说官话方言，也就是北方方言，其中，说西南官话的又有约2.7亿人口，是最多的。成都话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很多人将重庆话与成都话并列，看作西南官话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但也有老语言学者在研究方言的时候，并不刻意将方言按照行政区划加以严格区分，仍会把重庆方言纳入整个四川方言的体系中去考察，老一辈把四川方言按照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去看，川东那一片，便是现在的重庆。

无论怎么划分，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西南官话是民间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仅在成都市近郊，就有至少四种方言存在。比如东边的龙泉驿有个洛带古镇，那里是四川客家人的聚集区之一，他们原本说客家话，但在四川待得久，就变成了“土广东”，说着四川腔调的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客家人也听不懂，唯有洛带人自己形成了一个方言闭环——只有彼此能听得懂的方言。成都东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金堂县，那里的人说湘语；青白江区和北边的彭州市，会有一些人讲闽南语；此外，还有零星地方说着四川味的安徽话。

仅是成都周边就分布着复杂的方言区，这只是四川的一个缩影，整个川渝地区，外地的方言聚集区还有不少，它们多是彼此不挨着，当地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地方为“方言岛”。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西南官话又是从哪里来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300年前的大移民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