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从历史的角度介绍道，上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活动主要发生在三个层面：第一个是适应制度性变化，具体而言，就是利率和汇率的变化，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通货膨胀，创造出了期权、期货和衍生品等金融工具；第二个是针对行政管制，换句话说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1972年推出的货币市场基金，当时监管对存款有最高利率的限制，货币市场工具则是浮动利率，但因为它有最低交易额的规定，中小投资者无法进入，金融机构就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切分成小额资金，集合起来进行操作；第三个是技术层面，比如金融租赁，通过产品设计，创造了一种新的金融形式，最后获得政策认可。

他总结说：“金融创新应该是一个这样的过程：在新技术推动下，导致我们的认知变化，最后落实到政策层面的改革。所以，它实际上是技术、思想、政策三者的互动，光有技术的创新是不行的。”

除了对投资者的限制，金融业更要求对金融机构设门槛、划红线。市场主体要想进入金融业，必须有严格的准入机制，你的资本金得充足，流动性要接受测试，在交易时要进行风险管控。但据何平了解，现在有的地方，搞实业的企业，根本没有牌照，也来搞理财产品。

用金融业的术语来说，这叫“投资者适当性原则”，这是每一个银行家在大一就要学习的课程：并非每一个金融产品都适合于每一个市场参与者，必须给入市者设立门槛。“比如P2P或众筹，你要做就必须设计一个门槛。”何平是1991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教书的，他记得那时候进入股市的门槛是必须有10万元的保证金，否则就不能入市，“这样就对一般的民众起到了保护效果”。

美联储前副主席、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艾伦·布林德在反思金融危机的著作——《当音乐停止之后：金融危机、应对策略与未来的世界》中论述了监管的所谓“钟摆效应”，他写道：“从以往的历次金融危机来看，往往是金融体系的放松，辅之以盲目的信贷扩张，导致了泡沫的形成和风险的积累；而在危机之后，人们出于对金融体系的愤怒，通常会强化金融体系的监管，而且监管的力度也会相对较大，这往往又会抑制市场的活力。”

比如P2P，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民间的私人借贷，P2P平台是一个信息中介，没有信用中介的功能。民间金融的约束力是基于熟人关系，但P2P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按理来说必须有法律维持的信用中介，但它没有，这算创新吗？这只是降低了准入门槛，P2P平台拿着工商执照去做金融，完全是违规的。

这既是长期反垄断的传统所致，也是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敏感。因为在美国，金融业赖以为基础的征信体系掌握了大量国民个人信息，而科技巨头也掌握着大量用户数据，监管层担心，这两者一旦联手，就会形成数据垄断。在这样的背景下，科技巨头们即便拿到了金融牌照，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必然意味着更多的麻烦。

他说，美国的第三方支付之所以不如中国这样流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完备的信用卡使用机制。“在美国，如果你的信用卡掉了，被人盗用，按照法律规定，个人最多只有50美元的损失，超出的部分由发卡机构或者商家负责。不像中国，如果你的借记卡和信用卡被盗刷，责任全在个人。对国内的消费者来说，既然用微信支付和用信用卡支付，都处于同等风险之中，而微信支付更加方便，大家当然更愿意用微信支付。”何平告诉我，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个人信息的泄露问题，在银行开卡只有银行知道你的个人信息，信息安全更有保障。不过，也正是这种长期形成的信用卡支付习惯给信用卡公司的垄断提供了条件，以至于互联网支付方式出现以后，也很难绕开信用

底该放松还是加强监管，在西方百年的金融史中，这个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始终困扰着那些金融界最聪明的头脑。

实际上，互联网金融的管理团队和客户，均不是草根，它唯一的草根性就是‘低门槛’，也就是没有监管。”何平说，他当时的一个直觉就是，互联网金融无论是哪一种形式，都没有改变其金融活动的本质，里面涉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和传统金融没有两样。“比如P2P，它实际上就相当于民间的私人借贷，P2P平台是一个信息中介，没有信用中介的功能。民间金融的约束力是基于熟人关系，但P2P是陌生人之间的交易，按理来说必须有法律维持的信用中介，但它没有，这算创新吗？这只是降低了准入门槛，P2P平台拿着工商执照去做金融，完全是违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