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杜春媚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一九○一年在伦敦的约翰逊公司（R. Brimley Johnson）出版，并迅速成为畅销书，其作者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教授迪金森（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1862-1932）。令人称奇的是，迪金森这位希腊史的专家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的直接接触和专门研究亦十分有限，借用他自己对学生的话来说：

“我对你们喋喋不休地宣讲中国，并不是我对此如何了解，或者我去过中国，而是因为我在前世的存在，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佬！”与其众多的西方古典哲学和当代政治的著作相比，这本书最为畅销，它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从印度诗人泰戈尔到未来的美国国务卿布莱恩都予以回应。迪金森本人也终于在十一年后来到中国这个 “故乡”，继续他在思想、精神和情感上的东方之旅。

说中道西：中国文明优越论

《约翰中国佬的来信》中收录的前四篇文章首先在英国的《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杂志上以佚名的形式连载，后来增加了四篇并结集成书，因此其八个章节有相对独立的结构，同时又都围绕着“东西文化比较 ”这个主题展开。这本书的核心论点一言以蔽之，即东方文明（本书中的东方文化专指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更为优越。作者认为西方社会以经济关系为要务，因为物质进步的诱惑而贪得无厌、永不停息，同时依赖于法律和军队的外部约束得以运转；而中国社会则以道德关系为准绳，基于个人内在的自我约束而进行德治，从而更加和谐、稳定。在西方社会中，家庭组织以独立和自由的个人为中心；而中国的社会则高于个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个人。东方衡量文明标准的不是物质，而是道德标准和生活的价值，因此不会以牺牲社会的代价而一味模仿西方的制度。就宗教而言，理性的儒家尽管不是一种狭义层面的宗教但又能担负宗教的功能，并经由士大夫和科举制构建了更为民主的政府。总而言之，中国拥有更为理性的宗教、更高的道德和更为完善的制度。

在思想根源上，迪金森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反对现代工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的全球扩张和基督教借助武力传教。他声讨义和团危机中外国军队毫无纪律地 “抢夺、破坏和血腥地屠杀强奸 ”。他批评西方文明受到市场扩张、传教的使命以及强权政治的驱动，借助于武力将自己的制度和价值强加于他国之上。在政治上迪金森是一名和平主义的信仰者，他后来坚定地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国际联盟的创立多有贡献。同时，迪金森隐秘的同性恋身份也让他对于同样弱小和受到压迫的东方更容易产生同情。在东方主义的话语中，中国常常被描述为女性化、变态和被支配的对象，这和同性恋者在泛道德观中的形象不无类似。在西方殖民者的霸权性话语中，无论是同性恋还是东方，都只配作为强者的她者出现。

如果说迪金森的个人审美、思想路径和政治取向都令他对东方充满好感的话，那么他的创作过程则直接影响到了这本小书的最终面貌。除了有一名来自中国的学生作为信息来源，迪金森主要借助阅读加深对中国的了解。他自己提到了两本书对他影响重大，一是翟理思（Herbert A. Giles）的《古文选珍》（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1883），其中收录了他对春秋战国至晚清的散文的系统翻译。翟理思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多年，长期担任领事并且著书立说，是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一八九七年他接替长期合作的前驻华公使和汉学家威妥玛成为剑桥大学的汉学教授，两人创立的注音系统 (Wade-Giles)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除了大量的翻译、语言教材和工具书，翟理思有关中国宗教、社会和文明的著述等身。作为剑桥大学同事的迪金森接触翟理思的著作、讲演，当然是自然不过，他们有过对话也不足为奇。另一本是法国作家西蒙（G. Eugène Simon）的《中国城市》（La citéchinoise , 1887）。作者在书中盛赞中国的农业社会是理想社会形式的典范，与趋利、剥削、充满冲突的西方工业社会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观点和浪漫主义对于物质主义的批判一脉相承。尽管这本书现今几乎被人遗忘，但当时却影响巨大，无论是托尔斯泰还是辜鸿铭都将此书列入当代西方研究的必读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