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绚隆

《钱锺书选唐诗》即将出版，这一书名是出版社根据书稿的内容另取的，杨绛先生在稿子的封面上，原来题写的名称是 “《全唐诗》录杨绛日课 ”，钱锺书先生又补题了 “父选母抄，圆圆留念 ”八个字，基本道明了它的性质。后来由于钱瑗不幸早逝，杨先生就把这部由她亲笔抄录的稿子，赠给了吴学昭（稿子的封面上有杨绛的赠语：“此八册抄本，赠吴学昭留念。绛二○○九年二月十七日。”按，原稿实为九册）。吴在征得杨先生同意后，抱着学术为公的态度，决定将其公开出版。钱、杨二位先生在世时，从未对外提起过这部稿子，学界几乎无人知道它的存在。而它的产生，其实牵涉着一桩旧案。杨绛在《我们仨》中说：

翻译毛选委员会的工作于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锺书回所工作。郑振铎先生是文研所的正所长，兼古典文学组组长。郑先生知道外文组已经人满，锺书挤不进了。他对我说：“默存回来，借调我们古典组，选注宋诗。”锺书很委屈。他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不是科班出身。他在大学里学的是外国文学，教的是外国文学。他由清华大学调入文研所，也属外文组。放弃外国文学研究而选注宋诗，他并不愿意。不过他了解郑先生的用意，也赞许他的明智。

虽然钱锺书当时心存委屈，但《宋诗选注》的问世，既证明了郑振铎的知人之明，也证明 “不是科班出身 ”的钱锺书于古典文学造诣很深。杨绛接着又说：

锺书在毛选翻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一九五四年底告一段落，工作并未结束。一九五八年初到一九六三年，他是英译毛选定稿组成员，一同定稿的是艾德勒。一九六四年起，他是英译毛主席诗词的小组成员。“文化大革命 ”打断了工作，一九七四年继续工作，直到毛主席诗词翻译完毕才全部结束。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中央领导下的集体工作。集体很小，定稿组只二三人，翻译诗词组只五人。锺书同时兼任所内的研究工作，例如参加古典组的《唐诗选注》。

这两段文字至少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二十世纪后半叶，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宋诗和唐诗选注工作，都是在当时的所领导统一部署下开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