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汉学家卜正民教授与他的著作《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

人类很奇怪，往往在面对极端复杂纠结的困境时，却愈加要求个人只能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在异族入侵造成的乱世中，可想会涌现出无数日常所不可能有的特殊情形（这也正是这些年代具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一个恪守道德的人几乎无法在这种环境中活下来。然而，长久以来，按我们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八年抗日战争是一场摩尼教式的善恶大决战：入侵者是坏人，抵抗者是好人——抵抗得越坚决越好，任何妥协、合作甚至即便只是在斗争的态度上比较消极的人，都一律是在帮助敌人。

当然，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算错。在沦陷区，就算是保护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那些西方人，他们固然堪称英雄乃至圣徒，但在客观上，他们帮助安顿难民也有助于日军统治下的征服秩序，何况如本书所言，在当时的情形下，“顺从日本占领者是帮助中国人的唯一办法”。在战争这种极端复杂的处境中，弱者的选择很少，而且通常都不可能是那种在道德上毫无瑕疵的选择。除了自杀外，唯一能免受谴责的行为是抵抗，然而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古今中外哪一场对抗入侵者的战争中，大部分沦陷区的平民都根本不具有抵抗的手段和技能，而那些抵抗的游击队固然英雄，却也不时会从民间获取粮食或经费，否则他们也无法生存下去。说实话，如果日寇当时面临的仅仅是抵抗和通敌的两类中国人，那他们的任务倒也轻松多了。

这种道德化的历史叙述最终会把自己逼到死角，因为它很难解释这样一个现象：既然投敌当汉奸分明是极可耻的事，那为什么还有人这么干？要说他们都道德败坏，但南京沦陷后那个钻营的王承典在通敌的同时却也在庇护难民。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捞取个人的好处，但关于镇江案例的分析又显示，日伪组织由于经常面临财政枯竭的窘境，出任伪镇江市长的郭志诚甚至连自己的亲弟弟也无法保护，看来又谈不上有多大的好处。这样，如果仍坚持按道德话语来解释，我们就只能放弃对这些历史人物复杂性的把握，而归结为一个简单偷懒的理由：他们都是坏人，而且是愚蠢的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