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企业大幅减招，造成就业压力下移，许多职校生面临着比以往更大的就业困境（视觉中国供图）

2600万职校生

李静怡1995年出生，2010年进入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以下简称“徐州财校”），5年后毕业时，她刚满20岁。22岁的时候，她通过专升本考试，拿到苏州一所大学的本科文凭。现在，她在一家业内知名的人力资源公司做项目经理，和一帮“985”学校的硕士成了同事。

李静怡的这段经历完全可以当一个励志故事来讲，毕竟在她身后的2600多万职校生里，只有凤毛麟角能够进入大公司，获得一份有潜力的工作。不过，徐州财校没有邀请过她回去分享经验——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她的故事与一所职校所需的励志叙事是错位的。

把李静怡介绍给我采访的是徐州财校的前副校长刘景忠，他虽然已于2016年退休，但仍是一位职业教育的敏锐观察者，笔耕不辍。刘景忠特地在电话里提醒我，李静怡的经历并不典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是职校生里的“异数”，其中有运气和天赋的成分，当然更离不开她的个人努力。对徐州财校的大部分毕业生来说，留在徐州市里或者回老家的县城，在一个小企业（通常是商场或者超市）或境况好点的单位，找一份收入不算高，但在当地足够生活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这是他们人生的标准模板。

虽然简单地评判在一个大企业工作和待在一家小超市做收银员孰好孰坏是非常草率的，但这几千万年轻人到底是如何一步步走入他们所处的位置，当其中有人拒绝这种人生设定时，他们将会面临什么，这是个值得考察的问题。

如果你环顾身边，发现你实际上碰不到几个职校生，那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了。数字会告诉你，职校生是一个多么庞大的群体：2018年，全国有职业院校1.17万所，年招生928万人，在校生约2685万人。其中，中职学校1.03万所，年招生达559万人，在校生约1551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的41.37%、39.47%；高职（专科）院校1418所，年招生约368万人，在校生超过1133万人，招生和在校生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6.63%、40.05%。这是来自中国教育部的官方数据。

数字显示的真相是，在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年轻人上不了大学，他们在中考和高考中落败，从“独木桥”上被挤下。“上了大学，前途就会一片光明。”这样的观念也是他们从小就被灌输的，但他们早早地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家长和老师们几乎不去提及或者描绘，这些被挤下“独木桥”的孩子后来到底经历了什么，他们通常只是作为同龄人或者低年级学生的反面教材而存在着。

近年来，毕业生以创业代替就业成为政府和学校鼓励的方向，但针对职校生群体的调查发现，真正去创业的学生占比并不高（视觉中国供图）

李静怡家在徐州市区，她在初中读的是重点班，全年级1200多人，她的成绩稳定排在前300名，属于她所说的那种“中不溜的”。她没考上重点高中，也不愿意去一般的高中，加上她那进入青春期以来就越发强烈的独立愿望，选一所在市里口碑还不错，离家也近的职业学校怎么看都是个合理的选择。不过对她的同系师姐陈慧来说，要不是考虑到家庭经济困境，已经考上高中的她内心是瞧不上职校的。她家在徐州郊区农村，父母以务农为生，贫困的记忆贯穿了她少年的时光。她们的同学大多是在父母的意志和考分的现实面前无奈妥协，进了职业学校——几乎没有人是兴高采烈、满怀希望进来的。

苏州工业园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兼浙江永嘉学院副院长王寿斌介绍说，大部分职业院校虽然也实行“报考”制度，但事实上已经是敞门招生，“宽进宽出”。以江苏高职为例，全省高职院校多达90多所，生源总体供不应求，所以几年前就已实现“注册入学”，亦即“应读尽读”，“想读尽读”。

虽然招生的大门是敞开的，但不是所有的家庭都会把孩子送到职校来，事实上，职业学校的生源主要集中在农村和城市低收入家庭，而且集中的程度越来越高。当经济增长放缓，就业市场遇冷的时候，他们便成为首当其冲之人。王寿斌发现，今年疫情以来，苏浙地区的外资企业基本都进行了减招，而中小企业则借机提高了招聘条件。这造成了本科以上毕业生就业压力的下移，客观上挤占了专科以下职校生的就业岗位，使得他们的就业机会更少。至于今年大学毕业生热衷的公考——本来按照中央和教育部的安排，今年各地政府在公务员招考和事业单位招聘时要优先招录应届毕业生——职业院校的毕业生通常因为达不到最基本的学历条件而没有资格参加。

做人力资源工作的李静怡对就业市场的变化感触更加直接。她正在做的一些招聘项目，接触的都是全球前100位高校的硕士毕业生，转正后年薪也只在10万元左右，以前招聘学历只要求大专的，现在企业要求提高到本科。“很多企业都会这样，本来需求就少，趁着人多，肯定想招一批更优秀的人。”找工作，对职校的年轻人来说变得更加艰难，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又远不止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