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采访时，我还没说话，他自顾自地先开启话题，一字一顿地强调了两件事：“第一，我已经宣判了，无罪；第二，我正式声明，我会向当年提出再次赔偿的两家企业（雅士利和施恩）要求承兑，承兑他们当年答应的款项。”强调完这个结果，他才等着我提问。

  从2009年被拘留进入看守所，8年多的时间里，他有无数的时刻需要这个结果——“无罪”判决，以此反驳来自围观者的窃窃私语，“郭利太贪心”；以解答来自家人的质疑，“你总归捅了一个娄子”。他在狱中拒不认罪减刑，就是因为拒不接受任何有关自己行为有瑕疵的结论。

  维权对他来说本是生活的插曲，他原本有自己的生活轨道。在那个轨道上，他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有待遇优厚的同声传译工作，不用坐班，自由接单，出入于钓鱼台国宾馆和知名公司外企的会场；有亲朋好友公认“年轻漂亮”的妻子。妻子因病赋闲在家，两人感情“起码算不错”。对年近40岁才得来的女儿，小家庭也比绝大多数工薪家庭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她。

  但9年以后，除了“散步”，郭利已经无法描述出一个具体的家庭生活场景了。如同他40岁后的人生，他的记忆也不得不满是维权，满是一桩最后宣判为“无罪”的刑事案件里浩繁复杂的细小枝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