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建军

谈及巴尔干、南斯拉夫战争，许多人都会联想到 “火药桶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南斯拉夫经内战最终一分为五 —南联盟、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波黑。在非南斯拉夫的巴尔干地区，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争被称为 “南斯拉夫战争 ”或“波斯尼亚战争 ”；在美国，人们却把南斯拉夫爆发的战争概括为 “巴尔干战争”。然而，在发生内战之前，南斯拉夫坚称自己不是巴尔干国家，之前也没有被贴过巴尔干的标签，而是被西方支持者视为东欧的一颗闪亮之星。可见，是这场战争激活了人们的 “火药桶 ”记忆，解体后的国家不得不面临新的话语冲击。

在话语重现的时候，历史学家玛莉亚·托多洛娃（Maria Todorova）于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一本专著《想象巴尔干》（Imagining the Balkans），揭示了这种话语与巴尔干的联系。她凭借自己成长于保加利亚但工作在美国的特殊体验，利用内外双重视角在书中考察、探讨了 “巴尔干 ”这一名称的由来和特殊内涵，分析了巴尔干如何从最初一个地理名称，转变为在历史、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以及当今一般知识分子话语中最具贬义称谓的过程。托多洛娃通过早期文学游记，由政治观察家、情报人员、外交官撰写的各种报告和学者的著述等，追溯巴尔干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最初 “巴尔干 ”是一座山的名字，在十五世纪首次出现，不过人们更喜欢这座山的另一个古典名字 “哈伊莫斯 ”（Haemus）。到十八世纪，“哈伊莫斯 ”和“巴尔干 ”越来越多地被人们同时或交叉使用。十九世纪中叶，“巴尔干”一词被广泛应用于整个半岛，同时它也被用作隐喻。但是托多洛娃指出，在一九○○年之前，“西方对巴尔干没有形成普遍的刻板印象 ”。而到二十世纪初，随着奥斯曼帝国瓦解，经济落后的弱小民族建立国家并努力实现现代化，而战争的到来，使得 “文明世界局外人 ”的形象就此建立，西方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尖锐。“一战 ”前后，地理称谓不断浸透着政治、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巴尔干 ”一词开始被轻蔑地使用。因此，西方话语逐渐塑造了一个刻板、僵化的巴尔干形象，英美作家将它作为暴力、野蛮、不容忍、半发达、半文明和半东方的象征。“火药桶 ”便是在这种话语下出现并得到强化的。

托多洛娃给这种塑造僵化巴尔干形象的话语命名为 “巴尔干主义”，明显是受到了萨义德《东方主义》的启发。但是她断言巴尔干主义不是东方主义，也不是东方主义的变体，不能将后者套用到前者身上。虽然两者处理的都是差异问题，但东方主义处理的是（假定的）类型之间的差异，而巴尔干主义处理的则是类型内部的差异。

托多洛娃正是从类型内部差异出发，认为巴尔干从文化上是欧洲的 “他者 ”。巴尔干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几个世纪内被发现，并被概念化，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思想和文学一直将其作为一个异类进行“构造 ”或“发明 ”。包含希腊在内的巴尔干，其实是欧洲大陆名称的来源，是其文明的最初起点。然而在十八世纪以后与其他地区互动时，作为 “第一个欧洲 ”的巴尔干却被认为是不同的。它被对待的方式和态度如同一个陌生人的遭遇，好像会让西方人感到不舒服。正是这种不适感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巴尔干没有分享欧洲大陆的共同文明。因而，巴尔干被置于欧洲文明之外，并被进一步赋予了一个具有贬义和刻板印象的名称。于是，托多洛娃同意历史学家哈莱茨基的判断：奥斯曼帝国的入侵 “在起源、传统和宗教上与欧洲臣民完全格格不入 ”，实际上中断了巴尔干在欧洲历史上大约四五百年的参与。

托多洛娃用巴尔干是 “欧洲的他者 ”这一独到见解，来解读和回应南斯拉夫战争所引起的巴尔干主义话语冲击，使《想象巴尔干》成为一本备受学界瞩目并引起广泛争议的著作。除了学术观点的创新外，这一时期恰逢巴尔干研究原有的区域研究面临学科基础调整——苏东剧变、南斯拉夫解体等现实变化对区域研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原来的巴尔干研究方向有的被设在东方研究，有的被设在东欧研究，有的被设在斯拉夫研究里，而东欧已经解体，巴尔干国家又面临回归欧洲的问题。对十几个专注于研究巴尔干或东南欧的研究机构，以及几十种学术刊物来说，巴尔干研究究竟该何去何从呢？于是，在新世纪前后，《想象巴尔干》引发了一场受到西方学界广泛关注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