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清媚

在现代社会思想中，爱情被认为是个体解放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均显示，现代转型过程中，家庭关系和家庭伦理往往最先遭遇挑战，而爱情通常是改变、重塑家庭伦理关系的重要因素。费孝通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江村经济》里就谈到，一位与工友恋爱并同居的已婚女工，因为此事被工厂开除以后，她并没有跟情人出走，而是顶着舆论压力回到丈夫家中；她的公婆和丈夫最终还是接纳了她，因为她有挣工资的能力。这件事情表明，随着女工成为村里挣工资的 “阶层 ”，女性在家庭中地位上升，夫妻关系正逐渐取代父子轴和婆媳轴成为家庭关系的核心。后来阎云翔通过对黑龙江下岬村的田野研究进一步指出，七十年代以来，当乡村走出祖先的阴影之后，围绕夫妻轴的核心家庭及其成员的幸福成为人们的关注所在，这点和后集体化时代国家和市场因素相叠合，造成乡村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过度功利的个体主义。

与阎云翔的分析稍有不同的是，费孝通并不认为这种自我中心的个体主义与一种合作模式的家庭结构是冲突的，或者说能够还原成情感 /欲望与理性的冲突。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差序格局中的 “家”核心三角（父—母—子）是个超稳定的文化模式，这种个体主义除非以核心三角为价值追求，否则无法现实化。但他在《乡土中国》里也指出，爱情的浪漫主义本质上是一种 “浮士德式 ”的文化模式，它视生命为不断克难的探险。西方的团体格局社会能肯定这种文化价值，是因为家庭中子女成长后就离开这个团体，政治、经济、宗教等事务亦剥离了家庭领域，所以夫妻始终是主轴，婚姻是维持比较纯粹的两个个体的关系；生育不再是家的核心价值。因此，对于家核心三角来说，爱情就有可能会造成差序格局下的家的解体。

作为费孝通的同学，林耀华在人类学小说《金翼》中呈现了乡土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中更为复杂的爱情和婚姻关系。他对这个问题持更开放的态度，认为爱情带来了挑战，但也给乡土社会结构带来了新的机遇。

这本小说的经验材料取自福建古田县岭尾村及其毗邻的乡村社会。生于清后期闽江中游的青年农民黄东林一生苦心经营，从卖花生的小贩成为古田县的乡绅。他带领的家族 “金翼之家 ”的成员各自在父子、母女、婆媳、夫妻、祖孙、兄弟、朋友、邻居、亲戚、情人、敌人等种种社会关系中守成或者左右冲突，在与土匪、战争、政党、国家的遭逢中时而飞黄腾达，时而陷于绝境。人们有时候意识到自己无论做何种选择都会被神秘莫测的 “命运 ”摆布，但有时候也会不顾一切地冲破它的裹挟。

《金翼》主要涉及九个人的婚姻遭遇和恋爱情况，分别是黄东林、大哥（东林长侄）、三哥（东林长子）、四哥（东林二子）、五哥（东林三子）、小哥（东林四子）、东林小侄女，以及茂衡（张芬洲二子）、茂德（张芬洲三子）。张芬洲是东林的姐夫，他一家的衰落和金翼之家的上升构成精巧的一组对照结构。同时，东林及其四个儿子之间也构成了几组对照。

从东林的婚姻开始，就出现了与乡土社会习俗不同的通婚策略。东林最开始是在商道上卖花生，因为厌倦了守寡的母亲和长兄东明不断督促自己回家务农的说教，所以趁着和芬洲在湖口镇开店的时机经常待在镇里。他这时候二十岁出头，身边的朋友都是做生意的商贩，不再是农民。东林决心自己找老婆，通过朋友介绍，他对一个郑姓人家的闺女感到满意，最后还自己操持了自己的婚事。而按照村里的风俗，订婚与成婚均由长辈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