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顾50年代首都城市规划中著名的“梁陈方案”何以被弃用时，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原北京市政工程局副总工程师孔庆普曾经指出：“（北京）内城近40万人的食品、饮水供给，垃圾清理和交通等一系列民生事宜，在解放前可以没人管，但新政府上台后就不能不顾。这样一来，古城墙的拆除也就成为必然。”

据原天津市工业部门负责人回忆，直到80年代末，河北和天津主要工业制品的产量依然是根据提前预估的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硬性倒推决定的；在这一模式下，区域一体化根本不可能呈现为多中心态势。

著名的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即发生在集中整理河北农田水利事业期间；在调查委员会核准的两犯贪污款项中，有1/3以上是与治河、防汛、赈灾项目有关的资金。

换言之，通过定都北京，中共意图在华北再造一个不依赖于江浙沿海半殖民地经济的全新工商业城市群，构成其执政的经济和群众基础。

新中国建政之初对财税体系、生产与消费比例乃至北方城市政权的试验性经营，无不始于河北；而北京恢复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决策，从根本上塑造了作为畿辅省份的河北的经济发展逻辑。在北京致力于逐步剥离非首都功能的当下，如何使畿辅之地的角色与河北自身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相契合，仍是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