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26日，日本战败后，大批士兵在东京街头等待复员

文/王升远

日本帝国不止一副面孔

作为大学教员，在与学生们讨论战争相关学术议题时，我发现一些优秀的学生常会熟练地运用现成的理论工具、后设立场进行评判，而不顾历史语境，对理论的限度、射程也缺乏必要的警惕与检省。他们往往懒于小处着手，人事脉络尚未理清，结论却早已准备就绪。长此以往，一个比较让人忧心的后果是，我们不断生产着概念、术语、体系，但历史中的“人”却被弄丢了，历史也被人为地简化了。近些年我的研究工作，是试图通过搜求大量的一手文献和文本细读，以“带有日期的判断”（鹤见俊辅语）在细节层面读出史料文献所负载的历史信息。

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日本帝国容易被描述成只有一副面孔。看惯了抗战剧的读者，对所谓“日本帝国主义”的认知或许也是比较脸谱化的。但实际上日本帝国内部权力构成极为复杂，毋宁说天皇、政府、军部、枢密院、贵族院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博弈、冲突使得近代以降的日本历史常常充满了不确定性，最终使得帝国盛极而崩。我想借助一些文史材料从底层、周边的维度，与各位一道窥探这种“复杂性”。

首先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层面。在东条英机指挥战争期间，有一股力量认为再这样下去战争会走向失败，他们希望重新组建以近卫文麿为首的内阁，其中，细川护贞就属于这一派。他曾在日记中抱怨，“在这种国难当头的情况下，国民还只是一味地中饱私囊以满足一己私利，不支持国家”。（细川护贞：《细川日记》）作家大冈升平在《莱特战记》中提道：“近代国家一般必须依靠由国民组成的军队。但是，国民除了国家利益之外，也有追求个人利益和家庭幸福的权利。所以，当国家无法保证士兵的参战条件时，军队就不得不下令投降。”

东京大学历史学教授加藤阳子指出，日本人之所以不愿意承认战争责任，与征兵制有关系，一些人认为自己并非自愿参战、杀人，而是被国家硬拉去的。思想家鹤见俊辅就曾有过逃避兵役的小心机。事实上，明治以降，征兵就一直是个让日本官方和民间头痛的事情。民俗学研究显示，有些地方甚至将征兵检查视同成人礼，这几乎就是一种道德绑架。一些神社和寺院还推出了专门的“逃避征兵”灵验符，许多妈妈和奶奶就会慕名前来参拜求符。由于入伍参军的中签率是1/30，大家都希望“幸而不中”，但是这些真心话在村里是说不出口的。战后曾任东京大学教授的历史学家田中正俊战时曾经“学徒出阵”，作为二等兵入伍，后转为航空兵，在菲律宾战场险些丧命。他回忆自己战时在医院的见闻时称：“他们（受伤濒死的日本兵——引者）最后的话——大多是‘我有孩子，我不能死啊……’这些对家属牵挂的话。”（《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

其次是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最后是军队内部的阶层问题。经济学家小林昇曾经作为下等兵在南方军总司令部服役。他透露说：“以寺内（寿一——引者注）总司令官为首的一些参谋及将校们，却分别住在西贡、堤岸等地有着漂亮的庭院和配有勤务兵的住宅里，从那里乘车到司令部上班。工作的时间大约是从早上9点到傍晚5点左右。这些人表现出充满明快自信的神情和态度，穿着与南方气候相适宜的各种各样的非常漂亮的军装，夹着上等皮包，进出于司令部所在地高级中学的大门。我所在的这个编成班的工作……虽然工作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涉及战事，但一向不曾伴有战争的现实感。那是与整个作战分离出来抽象化了的工作。在这里，山川、河流或者城市，几乎连名字也不曾出现过。”而与这些在优雅的办公场所遥控战争的高级将领不同的是，底层的中下级将校、士兵则不得不在最前线风餐露宿，出生入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