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韩博在诗歌电影《哀歌》拍摄现场，上海皋兰路东正教堂遗址（戴长逸 摄）

文/韩博

母语的第一次震颤

我是一个没有方言的人，从小就生活在“普通话”的一马平川里。

我的爷爷奶奶是山东人，他们是参与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者，作为军人从山东迁移到东北，后来一直以讲普通话来表达对革命的拥抱，我爸爸就成了一个只会讲普通话的人。我妈妈是一名老师，父辈是东北人，但她以讲普通话为自豪。普通话就像能在中国各地自由兑换的货币，它具备推动信息快速流动的契约基因。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趋政治口号化的普通话也近乎一种营房，其材料简省而流通迅速，更因发行超大面值语言货币——一句顶一万句——而形成掘地三尺的社会动员能力。

父母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我读小学的时候，记得但凡跟他们住在一起，早上大抵会在广播声中醒来——父亲躺在床上收听电大课程，一个糯糯胖胖的声音，掰开了揉碎了解释《诗经》的句子。也许正是出于补偿心理，每个寒暑假，我都要被母亲逼着背唐诗，每天一首，过关之后方可看闲书，比如《水浒传》或《好兵帅克》。

作为“70后”，包围我成长的现代汉语，实际上应该算是汉语的现代简易住宅。它让我想起了包豪斯，尤其如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所言，“为收入最低的社会阶层提供最起码的栖身之所”这一社会理想映照之下的德绍多登住宅区，它体现出那一代建筑师追求形式服从功能、简化建筑语言的使命感。普通话有类似的功能，统一简化后的语言，大量使用标准化的预制构件，以便大干快上。它对于快速提高识字率功不可没，但与此同时，语言的历史河流被建起了大坝，汉语的丰富性受到不可避免的折损。

当我到了青春期，古诗背了不少，却感受到中国古诗程式化的一面。古诗里的固定意向很多，后人总是在重复前人的意象表达，真正有创造力的属于个人独特的感受很少。就跟水墨画一样——我涂抹了好多年，但是发现水墨画有非常固定的程式，所谓好的标准就是模仿古人。我忍不住开始到处搜寻“不一样”的读物。但即使这样，那时我认定古文也比白话文好，所以理解不了为什么要用白话文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