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国巴黎圣心教堂

“大革命”的破坏

如果说“伤怀”催生了意大利人的修复,“破坏”则惊醒了法国人的修复。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史上最为激荡的事件之一。合乎现实需求，也是历史必然。现代社会的大幕由此拉开。然而，大革命对艺术品和历史建筑的毁坏可谓惨烈。一般认为，1789年7月14日巴黎巴士底狱被攻陷并捣毁，是为“大破坏”的开端。此后的大革命期间，国王、贵族的私有财产被没收充公，他们的宫殿、城堡、雕像，乃至墓穴均遭捣毁和拆除。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多遭灭顶之灾。说大革命带来的破坏超过此前200多年来因为文艺复兴、巴洛克时代建造所累积的所有破坏，毫不夸张。

大破坏后不久，布卢瓦主教格里高利神父向国民制宪议会递交了多份报告，谴责破坏行为。其中一份报告借公元5世纪旺达尔人洗劫罗马的典故，将破坏文化艺术的野蛮行为定义为旺达尔主义(Vandalism)。其他的一些有志之士，同样发挥作用，或著书立说，或大声疾呼，以唤醒法国人的保护意识，让大革命的法国走出破坏的阴影。为此，以大破坏著称的法国大革命期间，反而孕育出前所未有的修复和保护理念、法律以及相关举措。

当文物离开历史的语境

格里高利神父强调历史古迹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价值，因此主张将古迹作为整体加以保护。他还认为，历史古迹只有在需要保护时才能移至他处，否则应保留于原地。相关的理念尤其体现于法国大革命期间有关博物馆收藏的论战。

 1830年之前的卢浮宫东立面

1793 年，法国大革命政府颁布法令，将博物馆列为可移动文物的庇护所。于是，那些数不胜数被没收的“可移动资产”就从初时的存放馆逐步并入博物馆，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卢浮宫。卢浮宫因其内藏有可移动的古代文物，不仅向公众全面开放,成为史上第一座真正的公共博物馆，其功能也从单纯的“收藏”走向集“收藏”“教育”和“保护”为一体。

▲ 法国古迹博物馆1809年平面 

另一座比卢浮宫更具特别意义的“博物馆”，由巴黎南郊原小奥古斯汀修道院（Petits-Augustins，现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所在地）改造而来，初期仅存放些雕塑及绘画艺术品。1795 年，该收藏馆作为法国文物古迹博物馆（Le musée des Monuments français）向公众开放。当时的馆长勒诺瓦将自己从大革命狂热的破坏中所“拯救”出来的文物残片，依时间、风格顺序陈列于博物馆内。他认为全法国都应当建立类似的博物馆，构成一种从史前到当前世纪的综合大观。遗憾的是，勒诺瓦对中世纪的艺术理解有限，一些不同文物的残片被混为一体,遭致非议。而最严厉的批评，不是指责勒诺瓦对文物碎片的混淆而是其将文物、艺术品搬离原址成列到它处的做法。如考古学家和批评家德甘西（Q.de Quincy）认为“分离即破坏”。

如此之争，实则代表了关于保护的两种立场。一种认为，将艺术品或建筑从其原始地搬到条件更好的场馆,可以使之得到更好保护；另一种认为,如此粗暴地切断历史建筑与其原始地语境的关系，不仅不是保护，反而是破坏。

从一座楼到一座城：圣玛德琳教堂与维泽莱小镇的复兴

法国勃艮第（Bourgogne）约纳省（Yonne）库屈尔河（Cure）之西的维泽莱镇（Vézelay）, 位于一座状似葫芦的小山之上，当地人将这座山俗称为“永恒”。著名的圣玛德琳教堂（Basilique Sainte-Marie-Madeleine），就矗立在“永恒”之巅。

▲ 圣玛德琳教堂所处地形示意图 罗隽绘

11 世纪中叶，基督教圣物崇拜盛行，传闻经历耶稣受难和复活的圣女玛利亚·玛德琳（即抹大拉的玛利亚 , Mary Magdalene）的圣物葬于该教堂的地下石室，教堂所在地维泽莱修道院便成为远近闻名的朝圣地。然而，自13世纪开始，圣女之圣物被“证实”在别处，此地随之衰落。法国大革命期间，这里再受重创。1834年，保护总督梅里美到此巡游时，教堂已沦为摇摇欲坠的“骷髅架”。但其内的罗马风构架和依然壮观的精美雕饰，足以拨动梅里美身为作家的文学激情和身为历史建筑保护总督导的修复热诚。1840年，经梅里美力荐，26岁的勒-杜克旋风般走马上任，负责修复这座破败的危楼。

勒-杜克将恶化的主体结构几乎全部拆掉重建，却也将其中的一些原有构件予以保留，向人们展示该教堂的建造从罗马风向哥特式过渡的大体特征。譬如，我们今天在中堂看到的10个拱中，9个为修复之父复制新建的罗马风圆拱式样，1个为原有的哥特式尖拱遗留。教堂的西立面上，在去掉众多13世纪遗留的同时，亦保留了一些原有构件如北侧山墙上的四叶饰。

▲ 圣玛德琳教堂内景

教堂成功修复之后，其所在地维泽莱小镇的宗教活动虽然经历过一段凋零期，但不久便成为旅游胜地。教堂的宗教活动也逐步得以持续，维泽莱小镇由此复兴。古城墙及特色民居都得到较好保护。毕加索曾在此寻找灵感，罗曼罗兰更在这里度过了其人生的最后时光。1979 年，圣玛德琳教堂作为法国第一批申报的世界遗产项目之一入选UNESCO世界遗产名录。再次推动了维泽莱小镇的修复、保护以及旅游业。

深度导览：巴黎圣母院的虚构（雨果）与现实（勒-杜克）

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发现，大革命所确定的资本主义制度远非启蒙思想家所描绘的那么美好。知识分子对启蒙思想家的“理性王国”深感失望，于是努力寻找新寄托，“浪漫主义思潮”应运而生。这股思潮始于德国，并迅速在英法两国获得响应，掀起三次浪潮：1805年起，以英国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及骚塞，法国夏多布里昂及史达尔夫人为代表的第一波浪漫主义作家横空出世；19世纪20年代，拜伦、雪莱、济慈为代表的第二波浪漫主义诗人席卷诗坛 ; 19世纪20年代末以后的20年间，浪漫主义思潮再度回归法国，代表人物便是《巴黎圣母院》的作者雨果。

▲ 梅尔松1881年绘制的巴黎圣母院

1831年，雨果发表了自己第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并在第三卷专辟两章描述巴黎圣母院的建筑艺术以及在此对巴黎城市建筑的鸟瞰，不仅让尘封已久的巴黎圣母院重见天日，还为它抹上民族情感的重彩。在雨果看来，巴黎圣母院既不属于纯罗马血统，也不属于纯阿拉伯血统，它反映的是从罗马风建筑到哥特式建筑的过渡，其价值绝不亚于任何一类纯风格建筑。若没有巴黎圣母院的遗留，如此将尖拱嫁接到开阔穹顶的微妙渐变也就荡然无存了。他认为，这些建筑是整个民族的积累，也是时代的积累。雨果这篇虚构小说所散发的魅力，比一些学者的激昂言论，更能唤醒大众对古迹古建的保护意识。而在谴责破坏的同时，雨果还对破坏进行归类比较，可谓浇灭人类狂热的有效清醒剂：

......时间施加的破坏远少于人尤其职业艺术人士的破坏......从这座艺术废墟上，我们可发现不同程度的三种破坏：首先是光阴，在这里那里撕开裂口，然后弄得到处锈迹斑斑；其次是革命, 政治的或宗教的革命，就其本质而言，都是盲目狂暴，闹哄哄冲击艺术遗迹......再就是时髦风尚,越来越愚蠢荒唐，从文艺复兴时期种种杂乱的风尚开始，层出不穷，导致了建筑的衰落。事实上，时尚比革命带来的坏处更多......

除了雨果，当时法国的一些文学界精英亦对自己国家的古迹保护做出重要贡献。如19世纪法国的另一位重要作家梅里美（P. Mérimée）在担任历史建筑保护总督导职位期间，为法国历史建筑的保护立下汗马功劳。梅里美的父亲在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从事古建保护研究。子承父业的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当浪漫主义作家为大教堂等历史建筑的历史价值大声呼吁，提倡保护之时，现实中的神职人员更在乎保证教堂的使用功能。因此，修复势在必行。我们前面提到，梅里美力荐勒 - 杜克，成功修复了圣玛德琳教堂，让勒-杜克在修复界崭露头角。乘着这股东风，勒-杜克又获得主导巴黎圣母院的修复大权。对巴黎圣母院的成功修复，再次让他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 巴黎圣母院1830年之前的西立面及巴黎圣母院西立面现状 基本维持勒-杜克的修复

勒-杜克所倡导的“完全修复”理念，也迅速成为当时法国修复界的主流乃至引领欧洲。这种修复旨在将构成古迹的所有建筑或建筑物局部不仅从外观，还要从基本结构上修复到“属于它们自己的风格”，于是被冠名为“风格式修复”。在得到青睐的同时，风格式修复手法，因为在修复时拆除移走了大批从前的构件而广受指责。但不管如何指责，勒-杜克日后被誉为修复之父。纵其一生，他修复了百余处历史建筑，主要为教堂、城堡和古镇。除了维泽莱圣玛德琳教堂、巴黎圣母院，还有巴黎圣丹尼圣殿、巴黎圣礼拜堂、亚眠大教堂,图卢斯的圣塞南教堂、卡尔卡松城堡、皮埃尔丰城堡等等。经他修复后的巴黎圣母院大体保持了原样，却也不免因为细节上的变化遭到谴责。

然而，正如 1843 年勒 - 杜克与拉叙在巴黎圣母院修复竞赛提案里所言，巴黎圣母院需要一种全新的方式修复，不可能采取像奥朗日罗马凯旋门修复时的那种保守方法。作为仍然具有使用价值的教堂，巴黎圣母院等遗迹并非“不应触动”的古迹，而是具有历史价值却又亟待恢复使用的宗教建筑。尽管也曾遭到谴责，勒-杜克的修复不但使巴黎圣母院恢复了往日的神圣荣耀，更为它的文学色彩提供了完美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