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吴晓东，今天我讲的题目是“20世纪的预言家卡夫卡和他的《城堡》 ”。

我曾经在北大开过一门课“20世纪外国小说经典选讲”，当时选了9位欧美小说家的小说，每位小说家选讲一部作品，第一堂课讲的就是卡夫卡的《城堡》。其实换作其他老师来开这门课，卡夫卡应该也是要放在第一位来讲的。

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使“阅读成了问题”，正是由于其枯燥、晦涩、难懂，所以有人说，所谓的“20世纪世界文学名著”就是大家都说好，但谁也没读过的作品。

北大中文系的曹文轩老师有一个好习惯，每次碰到学生时都会问：“你在读什么书？”而我在做学生时，每次被问到都会回答：“我在读卡夫卡。”其实是读过两页卡夫卡，就换上了金庸，然后一口气读到天亮。也正因此，当我自己成为老师后，便立志要将枯燥、晦涩、难懂的20世纪小说，介绍给我的学生们。

20世纪的小说之所以枯燥、晦涩、难懂，主要是根源于20世纪人类生存困境本身的复杂性，它难以索解，难以把握，在这个意义上来说，20世纪的复杂性与20世纪小说的复杂性是一致的，因此我们才有必要进入卡夫卡难以索解的，作为《城堡》的迷宫世界。

我们分三个话题介绍卡夫卡，第一个话题是“作为时代先知的卡夫卡”。主要给大家介绍卡夫卡的文学史地位。第二个话题是“对可能性世界的拟想”，侧重讨论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的现代主义艺术特征。第三个话题谈谈“卡夫卡的影响”。

首先是第一个话题：“作为时代先知的卡夫卡”。

地洞中的老鼠，巢穴中的小鸟

在20世纪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史上，弗兰茨·卡夫卡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奠基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卡夫卡的创作就引起了西方文坛的关注，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成为20世纪的作家所能创作出的最振聋发聩的作品，也在西方和世界形成了持续的“卡夫卡热”。美国女作家欧茨称“卡夫卡是本世纪最佳作家之一，时至今日，且已成为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卡夫卡也被看成是20世纪现代主义的第一人，欧美各种权威书评杂志在评选20世纪现代主义大师时，卡夫卡都无一例外，排在第一位。

卡夫卡为什么能够获得这样无法替代的历史地位呢？我们听听英国大诗人奥登是怎么评价的。奥登曾说：“就作家与其所处的时代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相提并论的第一人是卡夫卡。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时代的复杂和痛苦，并揭示了人类异化的处境和现实的作家，也是最早传达出二十世纪人类精神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20世纪“文学的先知、也是时代的先知与人类的先知”。

卡夫卡虽然在世界文坛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但是在20世纪的小说家中，他的生平经历差不多是最平淡无奇的。卡夫卡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此后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他的父亲是个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非常专制的犹太商人，这种专制的作风对于卡夫卡一生中敏感和内向的性格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01年，卡夫卡考进布拉格大学，学习日耳曼语言文学，后来由于父亲的干预改学法律。毕业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1922年因肺结核病退职。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一家疗养院去世。去世时只有41岁，可以说是英年早逝。

卡夫卡的文学创作只能是算他的业余爱好，而且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他的重要的三部长篇，也就是《美国》、《审判》、《城堡》还有其他大部分作品都是他死后出版的。整理和出版这些作品的是卡夫卡的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布洛德。可以说没有这个布洛德就没有今天的卡夫卡。因为卡夫卡在死前强烈要求把一生所有的作品全部销毁。万幸的是，布洛德没听卡夫卡的，他把卡夫卡的作品都保留下来并整理出版，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文版多达十卷本的卡夫卡全集。

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比较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不是为了在媒体上发表，也不是为大众和读者，他的写作，差不多是完全出于自己对文学的兴趣和热爱。但正因如此，卡夫卡才能更真实地直接面对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处境，写出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并最终上升为一种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

这种个人写作的方式与状态就与卡夫卡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卡夫卡是一种极端内敛，或者说是内向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很容易受到伤害，也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

他在去世前的一两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地洞》，小说的叙事者，也就是讲故事人是个第一人称“我”，由“我”来讲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我”很奇特，“我”是一个鼹鼠一类的小动物，这个作为小动物的“我”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但是“我”生存在地洞中却丝毫没有安全感，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充满了警惕和恐惧，小说中说：“即使从墙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你可以看出，这个地洞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人的处境的象征性写照，意味着生存在世界中，每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它的寓意是深刻的。所以有评论家说卡夫卡正是他的地洞中的一个小老鼠。卡夫卡写《地洞》这篇小说时肯定把地洞想象为自己的生存方式。

卡夫卡在给他第一个未婚妻的一封信里有一段很重要的自白，卡夫卡说：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杜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卡夫卡真实心理的表白。这段表白中提到的“地窖”也使我们联想到小说《地洞》。卡夫卡在1911年写的一则日记中谈到了他的名字的意思：“我的名字叫卡夫卡Kafka，这是希伯来语，它的意思是穴鸟。”从字面上看，Kafka就是希伯来语“巢穴中的小鸟”的意思。希伯来语是犹太人的一种语言，而卡夫卡是犹太人，“穴鸟”也来源于作为犹太民族的自己的语言。我们也不妨用“穴鸟”这个意象来概括卡夫卡的形象。

“穴鸟”的意象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对自己生存形态的一种自我体认和表述。这种穴鸟般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显示了卡夫卡封闭内敛的性格和生活形态，对小说家卡夫卡来说，它更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象性的生活。

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国作家加缪在他的一本书《西西弗的神话》中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因为很难说怎样是活得最好。而什么是“活的最多”呢？所谓“多”即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就成了衡量一个人生活的一种可行性标准。不过我们要说的是，衡量卡夫卡一生的准则却不是在现实中经历的多少，而是这种生活的想象性以及可能性的维度。所以卡夫卡也揭示了一种作家生存的特有的方式，那就是过一种想像性的生活，在地窖一样的处境中过一种沉思冥想的内心生活。

作为时代先知的卡夫卡

卡夫卡也正是以自己的深刻体验和思索，洞察了20世纪人类所正在塑造的文明，对20世纪的制度与人性的双重异化有着先知般的预见力。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之一《在流放地》写于1914年，小说写的是：

一名狂热的军官，以一种非理性的迷狂参与制造了一部处决人的机器，这部杀人机器的构造非常复杂精妙，这名军官也得意洋洋地向一位旅游探险家展示他的这部行刑工具。一个勤务兵因为冒犯了上司，就要被他投入这部机器受死，死前要经受整整十二小时的酷刑。但是在勤务兵身上的行刑表演并不成功，于是我们读者就读到了20世纪现代小说中最具有讽刺意味的一幕：这个制造了杀人机器的行刑军官最后竟然自己躺在处决机器上，轧死了自己。

机器的发明者最终与杀人机器浑然一体，成为机器的殉葬品，这就揭示了现代机器文明和现代统治制度给人带来的异化。所以《在流放地》这部小说是关于使人异化与机械化的现代统治的一个寓言。

卡夫卡的另一篇代表作《变形记》写的是作为一名推销员的主人公格里高尔·萨姆沙，一天早晨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大甲虫，小说的开头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仰卧着，那坚硬得像铁甲一般的背贴着床，他稍稍抬了抬头，便看见自己那穹顶似的棕色肚子分成了好多块弧形的硬片，被子几乎盖不住肚子尖，都快滑下来了。比起偌大的身躯来，他那许多只腿真是细得可怜，都在他眼前无可奈何地舞动着。

“我出了什么事啦？”他想。这可不是梦。

这就是《变形记》著名的开头。格里高尔·萨姆沙接下来的反应很奇怪，他不是对自己变成甲虫这一残酷现实感到惊恐——仿佛变成大甲虫是个自然不过的事情——而是担心老板会炒他的鱿鱼。当然他还是不可避免地丢掉了工作，并成为一家人的累赘，他的父亲甚至把一个苹果砸进他的后背的壳中，苹果也一直陷在里面。最后，连一开始同情他的妹妹也不堪忍受他作为甲虫的存在。小说的结局是格里高尔在全家人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中死去。

《变形记》写的是人的异化

《变形记》写的是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格里高尔为了生存而整日奔波，却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归宿感。社会甚至家庭、人伦都使他感到陌生，最终使他成为异己的存在物，被社会与家庭抛弃。这就是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可能面临的生存处境的变形化的写照。卡夫卡以一个小说家的超凡的想象力为人类的境况作出了一种寓言式的呈示。现代人面临的正是自我的丧失和变异，即使在自己最亲近的亲人中间也找不到同情、理解和关爱，人与他的处境已经格格不入，人成为他所不是的东西，同时却对自己这种异化无能为力。而这一切，都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某种本质特征。

《变形记》因此也写的是人的某种可能性。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就是卡夫卡对人的可能的一种悬想。在现实中人当然是不会变成甲虫的，但是，变成大甲虫却是人的存在的某种终极可能性的象征。它是我们人人都有可能面对的最终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是人的生存现状。因而，当格里高尔本人和他的家人发现格里高尔变成大甲虫的时候，都丝毫没有怀疑这一变形在逻辑上的荒诞，而是都把它当成一种自然而然的事实接受下来。卡夫卡的写法也完全遵循了写实的原则，仿佛他写的就是他在生活中所亲眼目睹的一个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读者也同样把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作为一个我们自己的生存处境的写真。在这个意义上说，卡夫卡写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宿命。

卡夫卡的很多小说写的都是对人类噩梦一般的处境的预感。德国作家黑塞就说：“我相信卡夫卡永远属于这样的灵魂：它们创造性地表达了对巨大变革的预感，即使充满了痛苦。”而英国小说家、评论家安东尼·伯吉斯则认为卡夫卡的作品表达了对世界的梦魇体验，他认为：卡夫卡的作品，“尽管风格体裁通常是平淡的，累赘的，但气氛总是那么像梦魇似的，主题总是那么无法解除的苦痛。”

他还指出：“卡夫卡影响了我们每个人……而随着我们父老一辈所熟悉的社会的解体，那些使人人感到孤独的庞大的综合城市代之而起以后，卡夫卡描写人的本质的那种孤立的主题深深地打动了我们。他是一个给当代人指引痛苦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是现代的先知。卡夫卡提供的是关于人类生存境遇和生存方式的可能性的想象，他可以称得上20世纪最伟大的预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