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花掉数十万元，“精细化养育”何以成为高知父母标配？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9-28·阅读时长2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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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养育”让这代孩子成了被管着长大的一代人，我们至少该给他们点空间，允许他们做一些没用的事。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文｜敏怡

女儿初中毕业那个暑假，我带她去拍了一套写真。摄影师让她笑，她咧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摄影师说：“牙齿好看，笑得就好看。”她撇撇嘴：“我可是受了两年矫牙的罪呢。”我心说：“我可是为此花了三万八呢。”

那时她刚摘牙套不久，戴上了保持器。我以为终于熬到头了，结果大夫说保持器至少还要戴两年，依然要定期复查。

《北上》剧照

从她四五岁第一次补牙算起，到现在的牙齿矫正、保持器，我带她跑牙科诊所跑了十来年。牙科诊所的医生、护士换了几茬，治疗椅上的卡通贴纸从喜羊羊换成了哪吒，又换成了看不出是什么的抽象图案。她补过牙、拔过牙、做过根管、戴过牙套、现在戴着保持器，嘴里还随时可能冒出新的问题。其实，牙齿只是她身体“维护”项目里的一个。

那些年，我们看过的“病”

女儿上小学二年级那年，我注意到她比同龄人矮了一大截。排队永远是第一个，座位永远是第一排。我带她去了矮小专科。那是一家老儿童医院，走廊里挤满了家长和孩子，乌央乌央的。常规验血之外，她还要做运动激发试验——先抽血一次，运动一小时再抽血。医院空间小，只能在周围跑跑跳跳，孩子全程苦着脸，完全没有运动的乐趣。一个上午都在折腾，耳边一片嗡嗡声，还有一个声音在质疑：孩子健健康康的，跑到这瞎折腾干嘛。

但我还是带她来了，我忍不住不折腾。我自己个子不高，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里最矮的那几个，成年后有了高跟鞋，觉得个矮对人生没什么影响。可是到了孩子这，心态就不一样了。自己成绩可以不好，但不能接受孩子学习不好；自己个子可以不高，但不能接受孩子矮。

《816》剧照

从二年级到六年级，我们跑了十几趟医院。每半年一次的身高测量，大夫在曲线图上打一个点。那条曲线牢牢指向1.50米，每次看到都让我心里一沉。后来孩子青春期发动，一年长了九公分，预测身高变成了1.53米。大夫说：“其实一米五三，对我们医生来说是正常身高，但你们家长估计接受不了。”再后来我们还是打了生长激素，两年花了十八万，孩子长到了一米五七。我终于安心了。

牙齿、身高，并非全部。女儿有花粉过敏。最早是梧桐花粉，后来升级为春秋两季，秋季最重的是艾蒿。她打过两年脱敏针，每周两针，胳膊上布满了针孔。后来因为疫情中断，再后来为了中考体测，我们用上了奥马珠单抗，一针一千多，全自费。

还有视力。这次查出来一百五十度，半年涨了五十。离焦镜配了，效果不够，又在纠结要不要上角膜塑形镜。算了算，光是这些常规的“维护项目”，每年花在女儿身上的钱就以万计，这还不算我搭进去的时间和精力。

我常在想：这代孩子的身体，怎么有这么多需要“维护”的地方？

《十五年等待候鸟》剧照

一开始我以为只是我家孩子“事儿多”。后来跟周围的妈妈一聊，发现大家差不多。一个妈妈说暑假也带娃去矫牙了，跟女儿的龅牙相反，她是见不得儿子那点轻微的“地包天”；另一个说孩子一个暑假视力涨了七十五度，正在纠结要不要上OK镜，“一年下来连镜片带护理液差不多两万，可要是不管，高中毕业估计就八百度了”；还有一个更夸张，说孩子查出了脊柱侧弯，轻度，得每天做矫正操，“医生说姿势不对，坐没坐相站没站相，现在全找回来了”。

我把这些事说给一个朋友听，她说：“都一样，我家孩子班上，一半以上都在戴眼镜，还有好几个在打生长激素，牙齿矫正更是标配。”

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感受。教育部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至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2025年降至49.9%。虽然“降”了，但还是接近半数。高中是近视的重灾区，一个普通的高中班级里，不近视的孩子可能不到五分之一。

《少年派》剧照

牙齿领域同样如此。早在2000年，中华口腔医学会的全国抽样调查就发现，我国儿童青少年错颌畸形患病率高达67.82%，替牙期儿童超过71%存在不同程度咬合异常。不过，患病率不等于治疗必要性，许多轻度咬合不齐属于生理发育现象，医学上并不强制矫正。

而来自行业的数据则侧面反映出社会心态的变化，一份由正畸专业厂家和口腔医疗机构出具的报告显示，成都青少年正畸病例占比由2020年的30.86%上升至2024年的55.22%，五年增幅达236%。对很多城市家庭而言，儿童正畸正在从可选消费，逐渐被视作一项必要的健康投资。

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个像我一样带着孩子奔波在医院和诊所之间的家长。

被重塑的身体

我有时候会想，我们小时候怎么没这么多事？

我小时候也矮，但没人带我去看矮小专科。我妈说“二十三还蹿一蹿”，我就等着蹿，最后也没蹿多高，但好像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我小时候也近视，配了眼镜就完事了，没人跟我说“防控”，更没人提“离焦镜”和“角膜塑形镜”。牙齿不齐，那就让它不齐，谁没事去箍牙？可现在不一样了。

《滤镜》剧照

变化之一是医学本身的发展。

生长激素可以人工合成了，治疗过敏的药物不断升级，各种近视防控手段层出不穷。2026年1月，长效生长激素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虽然医保仅限确诊生长激素缺乏等特定病症，但对符合适应症的孩子来说，年治疗费用就能从约12万元降至3万元。门槛一降，门诊只会更拥挤。有解决方案的地方，就有“要不要用”的焦虑。当所有问题都有解决方案时，不去解决就变成了一种失职。

变化之二是信息的丰富。

以前家长不知道孩子矮可能是病，现在手机上随便一刷，就被推送“你家的孩子身高达标了吗”。再上网一查，“身高干预窗口期”“骨骺闭合就来不及了”这些词就会不断跳到眼前。知道得越多，就越焦虑。

《我的手机》剧照

变化之三可能是最根本的，我们养育的逻辑变了。

美国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里提出过一对概念：中产阶级的“协作培养”和工人阶级的“自然成长”。这套理论虽是基于对美国社会的观察，却也可以为我们提供参照。三十年前的中国，大多数家庭接近“自然成长”模式。现在，至少在城市中产家庭里，类似“协作培养”的养育模式已经成为主流。这种模式从学业蔓延到身体，再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孩子的身高、牙齿、视力、体态，都成了需要持续监测、及时干预的“项目”。

这一代孩子的身体，正在被“精细化养育”重塑。他们戴着离焦镜片长大，戴着保持器睡觉。他们定期测骨龄、查过敏原、验光、复查。他们比上一代更高、更整齐，他们的身体更早地进入了“被管理”的状态。

《九部的检察官》剧照

我女儿就是这样一个孩子。她的身体上有太多“干预”的痕迹——牙齿是矫正过的，身高是打针打上来的，近视是用镜片控制住的，过敏是用生物制剂压住的。其实，我自己也无法区分，哪些干预有些是必要的，哪些是过度焦虑的投射。

“精细化养育”的核心特征，大概就是把正常范围的差异当成问题来管理，将医学介入的目标从恢复健康变成了达到理想值。在愈加模糊的边界上，全是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

事实上，当“管理”成为常态，选择“不管”反而需要找一个合适的理由。即便能找到理由，都会自我怀疑，这理由是不是借口。不给孩子配离焦镜，行不行？不行，别人都在配。不给孩子矫正牙齿，行不行？不行，别人都在整。不打生长激素，行不行？不行，万一以后她怪我呢？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有着“别人都在做”的社会压力，还夹杂着“再不做点什么就来不及”的时间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