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母亲”为何崩溃：一桩弑子案背后的产后精神病困境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09-19·阅读时长32分钟
杀害孩子的母亲
2023年1月24日下午，帕特里克·克兰西（Patrick Clancy）离开家前，一切都似乎照常。
妻子林赛·克兰西（Lindsay Clancy）打电话下单了附近ThreeV餐厅的外卖。帕特里克开车去取外卖前，他上楼抱了一会八个月大的儿子卡兰（Callan），又在五岁女儿科拉（Cora）的头上亲了一下，说自己马上回来。当时，三岁的儿子道森（Dawson）正坐在沙发上捧着碗吃鸡块，林赛抱着卡兰站在客厅门口，告诉帕特里克顺便在CVS药房买一份儿童开塞露。
54分钟后，帕特里克回到了家中，他发现房子异常安静。卧室的门反锁着。打开门后，他看到房间里到处到都是血，窗户敞开着，他下楼跑到后院，在那扇窗户下方，妻子林赛仰面躺在地上。她的手腕上有一道很深的割伤，脖子上也有一道红痕，她告诉帕特里克，她在试图自杀，孩子们在地下室里。
急救人员抵达后，帕特里克冲向了地下室。检察官詹妮弗·斯普拉格 (Jennifer Sprague) 在林赛的提审中提到，寻找孩子时，帕特里克没有挂断911的电话，电话录音显示，他接连看到三个孩子倒在地上，脖子上缠着健身弹力带，他大声呼救并喊道：“她杀了孩子们！”当晚，科拉和道森被宣布死亡，卡兰被转送到儿童医院，三天后去世，而林赛在重症监护室一度心脏骤停，经抢救后恢复稳定，但胸椎脊髓损伤导致她下半身永久瘫痪。
在丈夫和家人的回忆中，惨剧发生前，林赛是一个很受周围人喜欢的人，也是一名非常爱孩子的母亲。林赛的朋友们提到，她曾说想要足够多的孩子组成一个棒球队，上夜班时，她会通过手机摄像头看孩子睡觉，她还喜欢研究育儿知识，“她天生就是一个母亲”。
克兰西一家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年轻白人中产家庭。林赛上学时是拉拉队长，后来是马萨诸塞州总医院一名产科护士。帕特里克在科技公司工作。他们2013年在波士顿相识，三年后成婚，并在2017年12月生下了第一个孩子科拉。
科拉出生后，他们在波士顿以南的沿海小镇达克斯伯里（Duxbury）买了一栋房子。根据庭审时辩护律师凯文·莱丁顿（Kevin Reddington）展示的现场照片，这栋房子里，每个房间都摆着玩具，墙上都挂着各种字母、颜色和数字，还有不同卡通人物的图片。房子甚至没有餐厅，只有一个供婴儿活动的空间。
克兰西一家合影
这样的日常生活，一直延续到案发当天。那天上午，林赛一大早带着科拉去体检，帕特里克在家里带另外两个孩子。林赛回家后，帕特里克回到地下室办公，林赛把卡兰哄睡，给科拉和道森穿好衣服，带他们到后院的雪地里玩，她还把孩子们堆的雪人照片发给了母亲和丈夫。
帕特里克曾经描述，那其实是“不错”的一天。这是因为在温馨生活的另一面，林赛已经被焦虑和产后抑郁困扰了四个月，甚至一度住院治疗。
科拉出生时，帕特里克记得林赛有比较严重的撕裂和出血，那次林赛的产假是十周左右，帕特里克休了两周的陪产假。但随着复工时间临近，林赛变得越来越焦虑，上班时间也从原先的每周40小时减半至每周20小时。生育道森时，因为孩子的分娩位置不理想，林赛又产生了很严重的瘀伤和撕裂，休了更长的产假。但在帕特里克回忆中，林赛的状态和情绪依然不错，只会在不得不上班时挣扎，“她只是很难和孩子们分开。”2022年5月卡兰降生，林赛这次的产程非常顺利，帕特里克也休了12周的陪产假，他们一起度假、坐船出海、去朋友家做客。
第三个孩子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月，林赛曾在社交媒体上说，自己这一次恢复得比生完前两个孩子时更好。临近重返工作岗位，她的焦虑却开始加重。她推迟复工，开始接受远程精神科治疗。 9月一起去参加一场婚礼时，林赛和帕特里克在市中心散步，她第一次向丈夫提起，她准备服用治疗精神心理疾病的药物舍曲林，认为这能帮她缓解焦虑，让她重新回去上班。自9月起，林赛已经和精神科医生詹妮弗·塔夫茨（Jennifer Tufts）进行线上面诊，塔夫茨给出的第一次诊断是广泛性焦虑障碍以及伴有抑郁情绪的适应障碍，并开具了30片舍曲林。
《亢奋》剧照
然而服药并没有改善林赛的情绪情况，帕特里克注意到，林赛会为一些小事感到紧张，随后出现严重失眠、食欲下降的问题。她还曾提出让帕特里克去地下室睡觉，希望房间进出的人少一点，以改善自己的睡眠问题。她告诉丈夫，自己觉得不像原来的自己。下午药效减弱时，帕特里克会看见她坐在沙发上来回摇晃，心跳很快。
此后林赛先后接触多名精神科医生、护士和治疗师。四个月内，她被开过13种不同的精神科药物，用来处理焦虑、抑郁和失眠，最多的时候要同时服用三四种药物。
2022年12月，也就是案发前一个月，林赛告诉帕特里克自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产生了伤害孩子的想法，还曾拨打过自杀热线。帕特里克联系了林赛的父母，但随后的情况也让他感到困惑，林赛看起来一切如常，她还在给孩子们做午饭，陪他们玩耍，哄他们上床睡觉，“我从来没有见她伤害孩子”。由于疫情期间，林赛的会诊大多在线上远程进行，帕特里克要求她接下来必须当面看诊，“我感觉这中间存在脱节”。
元旦前夜，帕特里克把林赛送到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急诊室，因为她还在讲自杀的念头，而他们依然没有得到明确的诊断。
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凌晨将林赛转诊到了麦克莱恩医院（McLean）住院治疗五天，这是波士顿郊外的一家顶级精神病机构。精神科医生阿莉娅·古德哈特（Alia Goodheart）出庭作证时表示，林赛在入院时被评估为“低风险”患者，她经历了失眠和麻木，有自杀想法，但没有实施自杀的具体计划。因此阿莉娅给出的初步诊断是“重度抑郁障碍，不伴精神病性特征”。但林赛从医院出院19天后，杀死了三个孩子。
帕特里克的母亲苏珊·克兰西（Susan Clancy）也曾是一名产科护士，她在法庭上说，林赛也曾经向她寻求帮助，苏珊还为她介绍了围产期行为健康项目，“她是一个充满爱意的母亲，她是在寻求帮助”。就在案发的前一天，林赛还通过视频复诊见了塔夫茨医生，告诉她自己已经连续数日感到麻木，没有任何情绪，心跳加快。塔夫茨建议她增加抗抑郁药物阿米替林的剂量，但没有给出住院建议。
案发后，林赛说自己曾听到一个男性声音，命令她杀死孩子，再杀死自己，因为这是她“最后的机会”。检方认为，她此前从未向医护人员提及这个声音，是林赛接触辩护团队后才出现的说法。而辩方律师提出，林赛勒杀害了三个孩子是事实，但这是典型的产后精神病（postpartum psychosis）症状，站在地下室里的林赛因为精神疾病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被判无罪。
出人意料的是，帕特里克在案发后公开表示原谅妻子，他在筹款页面上写道，“真正的林赛慷慨、体贴”，“我不是和一个怪物结婚，而是和一个生病的人”。
林赛曾多次求助的证据，也引发了公众对这场惨剧之外的关注。庭审期间，数百名以女性为主的支持者身穿粉色衣物聚集在法院外，举着“她需要帮助”“为Lindsay祈祷”的标语，呼吁公众关注产后精神疾病，以及医疗系统能否及时识别并救助处于危机中的母亲。
法庭外林赛的支持者们
产后精神病？
“我们需要记住，这是一起法律案件。”苏珊·哈特斯-弗里德曼（Susan Hatters Friedman）是凯斯西储大学法医精神病学教授，曾参与法医精神病学家菲利普·雷斯尼克（Phillip Resnick）对于母亲杀子案件的研究，雷斯尼克也是本次林赛案的辩方专家证人。哈特斯-弗里德曼强调：“这个案件之所以如此复杂，部分在于案发前后对林赛评估过的临床人员没有发现她有精神病性症状，而杀人后法医精神科医生认为她存在产后精神病。”
她告诉本刊，产后精神病不能被简单理解成“更严重的产后抑郁”，而是一种更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病学中，‘精神病性状态’（psychosis）指的是与现实脱节。”
《绝望写手》剧照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每五名女性中就有一人受围产期精神疾病困扰。其中，产后抑郁起病渐进。症状包括情绪低落、精力和动机下降、对自我的负面感受、食欲和睡眠困难，严重时还会出现自杀念头。而产后精神病则很罕见，概率是每千次分娩中的一到两人，通常在婴儿出生后的头几周出现，往往发作极快，典型的症状表现就是出现幻觉和妄想，但早期迹象并不特别，许多刚生育的女性都会出现疲惫、易怒和睡不好的情况，等到明显的幻听出现，病情往往已经非常严重。
相比产后抑郁受到基因和环境的共同影响，人们通常认为产后精神病的遗传基础更强。但睡眠不足、缺乏照护支持、重返工作的压力，以及求医过程中的障碍，依然是新手母亲出现产后精神病症状时无法忽略的现实环境。
圣克拉拉大学法学教授米歇尔·奥伯曼（Michelle Oberman）长期研究母亲杀害子女的案件， “林赛案受到全球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对围产期精神疾病的关注。”她也曾在监狱与多位女性访谈。她认为，现代家庭默认一个状态“正常”的母亲可以独自照料孩子，配偶恢复工作，而母亲同时承担工作和育儿。 “大多数家庭勉强适应了这种结构，但对正在患病的母亲，这可能使危机迅速恶化。”她认为，在林赛的案件中，她显然曾经寻求帮助，“但我们的医疗和精神卫生系统无力承担这种任务。”
《绝望的主妇》剧照
梅根·克利费尔（Meghan Cliffel）是一名产后精神病的亲历者，康复后成为了孕产妇心理健康的倡导者。在林赛案庭审期间，她多次向媒体和公众分享自己的患病经历。梅根告诉本刊，她听说林赛案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像产后精神病。”第二个念头则是，如果情况稍有不同，类似的事也可能发生在她身上。
2015年，梅根生完第二个女儿八个月后，第一次经历产后精神病。当时她住在纽约，是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她和丈夫工作都很忙，在纽约没有其他家人帮助。最初四个月，她只是觉得焦虑、难过，无法入睡，夜里醒来便开始想工作，但从外表看，这个家庭没有出现明显异常。
然而几个月后，她的状态急转直下。那天梅根照常去上班，却她发现无法理解自己前一天还读过的文件。她勉强撑过了一天的工作，没有同事发现她不对劲。
回家途中，地铁上的乘客因为她上车而抬头看了一眼，梅根突然觉得所有人都在监视她。此后几个小时，她参加了朋友聚会，努力维持正常交谈，但大脑却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邪教的招募活动。朋友随口问谁在照顾她的两个女儿，她就觉得这是一句威胁，“如果我不加入这个邪教计划，我的孩子就会被杀。”于是她借口自己不舒服，匆忙回家。
《如此勇敢的女孩》剧照
“精神病性状态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梅根回忆，那一夜她努力隐藏自己的恐惧，看起来还能正常交流，但实际上，在她的认知中，家里冰箱的响声是有人在释放毒气，外卖寿司被下了毒，她整夜都无法入睡，反复打开窗户，查看孩子是否还在呼吸。直到第二天早晨，丈夫终于发现了她的异常，把她和孩子隔离开。
梅根开始失控，在等待警察赶来的20分钟里，她的丈夫一边阻止她接近卧室里的孩子，一边拦住她冲向屋顶，因为梅根当时想从屋顶跳下去，证明对这种邪教力量的忠诚，从而保护孩子们。直到警察把梅根送进医院，她还坚持认为孩子会被毒气杀害，在救护车里请求工作人员带她回家救孩子。
梅根此后住院了11天，治疗和抗精神病药物逐渐把她拉回现实，但出院后她面临着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听见电梯叮的一声和冰箱的响动，我的身体几乎像遭到电击”。她无法再相信自己的大脑，不确定这是否是自己在回忆那场可怕的妄想，“这不是贴上一块创可贴就能痊愈的事”。两个月后，才终于有医生将她诊断为产后精神病，她才逐步开始重新学会相信自己。在此之前，她得到的解释大多是双相情感障碍。
《爱的暂停键》剧照
梅根说，在此之前，她仅仅知道有“产后抑郁”这回事，但她发病时的感受并不符合自己对产后抑郁的印象，比如悲伤到不愿下床，或不停哭泣。而就诊填写的产后问卷，“通常也是生硬的是/否表格，无法捕捉一个人能感受到的复杂情绪”。如今回头看，梅根得知自己的情况是生理和环境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她当时正在大幅减少母乳喂养，也是激素上较脆弱的阶段，同时工作压力很大，还存在有睡眠问题。除了自己的丈夫，她甚至没有得到其他家庭成员的帮助。
成为了围产期女性健康的倡导者后，梅根了解到，许多与她类似的女性经历了诊断的延误和错误治疗，“生殖精神病学没有专门的资格委员会或委员会考试。女性健康被放在如此靠后的位置，以至于临床医生可能根本不了解与激素周期有关的问题。”
哈特斯-弗里德曼告诉我，产后精神病诊断的模糊性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发病的症状可能波动，导致患者在短暂评估期间可能看起来正常，其次，一些女性也会主动掩盖症状，因为害怕别人认为自己“疯了”，或者失去监护权。此外，法庭上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产后精神病没有作为独立诊断列入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这让医生更难了解它，在法庭上也更难解释”。
庭审结束后的采访照片
精神失常还是逃脱罪责
尽管对于产后精神病的认定存在争议，但控辩双方都承认，案发前几个月，林赛的精神状况出现了严重问题。本次庭审中更核心的争论在于，在杀害三个孩子时，林赛是否处于精神病性状态，是否能理解自己行为的对错。
在法庭上，检察官和辩方律师莱丁顿描述中的林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
检方专家承认林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但不认为她失去了理解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她是蓄意预谋并冷漠地杀死了自己的孩子。手机浏览记录显示，林赛在让丈夫买药和取外卖前查询过路程时间，知道丈夫会离开多久；三个孩子遭到袭击的过程中需要她持续用力；并且，她此前从未向医护人员提及过自己遇到了幻听，关于“男性声音命令她杀死孩子”的说法，是案发后才出现的，对林赛产生影响的真实性存疑。
助理地区检察官詹妮弗·斯普拉格据此主张，林赛能够支开丈夫等待机会，说明她当时具有计划和控制行为的能力。她在杀害孩子后割伤自己并跳出窗户，也可能说明她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试图以自杀逃避后果。
林赛出席法庭的照片
患有严重精神疾病并不意味着法律上的无刑事责任，核心标准在于林赛在杀害三个孩子时是否能够分辨对错。奥伯曼解释，在美国这类母亲杀害子女的案件中，精神失常抗辩几乎是唯一可用的法律抗辩，马萨诸塞州的法律是对于这种情况最宽松的标准之一。“一旦林赛提出精神失常作为无罪抗辩，必须由州方证明她神志正常，而在其他州，通常是被告来证明自己无法分辨是非。因此检方的大量证言都围绕着林赛能够正常生活的事实。”
辩护律师则提出，能有组织地完成一系列行为，并不能排除一个人正处于精神病性状态。律师强调，林赛此前数月不断恶化的失眠、情绪麻木、自杀念头和伤害孩子的想法，以及频繁求医、住院和更换药物的经历，证明她的疾病和痛苦是真实的。律师还展示了林赛自杀未遂后就医的照片，作为理解她精神状态的重要证据，向陪审团证明这种程度的受伤绝不是假装做戏。
在林赛的案件中，经常被提及类比的是一场发生在25年前的安德里亚·耶茨（Andrea Yates）案。安德里亚的辩护律师温德尔·奥多姆（Wendell Odom）告诉本刊，这两个案件的细节“几乎相同”。
2001年6月20日，安德里亚趁着丈夫出门上班，婆婆赶来照看孩子的短暂空隙，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将五个孩子溺死在浴缸中，随后拨打了报警电话。安德里亚后来称有恶魔存在于自己体内，拯救孩子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死他们，同时认为自己应该被处决。“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利他性动机，她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出于爱。”2002年，得克萨斯州陪审团认定她犯有谋杀罪，判处终身监禁。但戏剧性的是，2006年，辩护律师提出检方的一项关键证词存在事实错误，法院撤销了原判，案件重审后，第二个陪审团裁定安德里亚因精神失常而无罪。
安德里亚庭审图
与林赛不同的是，安德里亚在杀害孩子前已经有记录在案的精神病性发作，还曾两次自杀未遂。这也是奥多姆从业以来第一次了解到产后精神病。在奥多姆看来，在精神病性发作期间，隐藏行为并不意味着这个人更加清醒，“她们的认知思维受到干扰，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思考能力都被破坏了。”奥多姆强调，“产后精神病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会把母亲保护孩子的本能彻底颠倒。”他认为，在林赛案中，证明她处于精神病发作状态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她试图自杀的事实，其次则是她丈夫的支持，“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她。”
一位精神科医生曾告诉奥多姆，精神病性发作就像一颗燃烧的彗星，“等我们与当事人交谈时，看到的往往只是彗星尾部的一小部分，”有时律师也不能完全理解被告所处的精神状态。因此，即便是在标准相对宽松的马萨诸塞州，“精神疾病抗辩仍然非常、非常困难。”
奥多姆回忆，25年前的那起案件，两次审判中最困难的工作，就是在正视五个孩子死亡事实的基础上，让陪审员相信产后精神疾病是一种疾病，而不是找借口逃脱罪责。
由于案件引发的关注，林赛案从提审到庭审的过程全程在网上直播，只隐去个别不能公开的部分，镜头时常对准林赛，希望能够捕捉她真实的情感波动。但除了几次提到孩子时的啜泣，林赛大多时间没有太多的反应，只是安静地坐在律师旁边，似乎与普通人印象中的精神疾病患者并不一致。
林赛庭审时的照片
会这样做的不仅是普通观众，陪审员也会留意律师和被告的一举一动。奥多姆告诉我，安德里亚受审期间曾服用了大量强效精神药物，“大多数时间，她只是坐在那里，对周围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但他清楚地记得当一次他们争论孩子照片的证据时，没有顾及到她，把所有照片摊开在桌上，看到眼前的照片时，安德里亚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反应，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暂停庭审。
审判无效之后
安德里亚案的二十五年后，人们对产后精神健康的认识显著增加，社交媒体上围绕林赛案的争议蔓延向不同的极端。有人认为杀害孩子的母亲不可饶恕，也有女性抱着自己的孩子在镜头前，表示自己理解林赛的处境。还有人搜集克兰西一家的信息，提出带有阴谋论的想法，比如认为林赛杀害孩子的事实存疑，可能是她的丈夫精心策划了这起案件。
陪审团同时也一度陷入了僵局。经过了22天的庭审，12名陪审员经过七天评议，三次报告无法达成一致。2026年9月4日，法官威廉·沙利文（William Sullivan）宣布审判无效。庭审结束后，辩方律师莱丁顿和多名陪审员对媒体说，投票一度是11比1，其中11人准备认定林赛因缺乏刑事责任而无罪，唯一持异议的陪审员承认存在合理怀疑，但认为三个孩子已经死亡，因此必须有人被定罪。“这说明风向正在变化，”奥伯曼表示，“重要的是，12名听完全部证据的陪审员中，有11人想投无罪。”
《堕落的审判》剧照
审判无效后，案件又回到了开庭前的状态，林赛仍面临三项一级谋杀指控，仍被关押在精神医疗机构。法官已宣布将下一次听证安排在9月29日，届时辩方可能请求法院直接裁定检方证据不足，认定她因精神疾病不负刑事责任，检方也可能说明是要用新的陪审团重审，或者寻求认罪协议。
奥多姆告诉本刊，如果重审再次以无效告终，案件理论上还可以再审，但根据他的经验，现实中基本不会发生，“第二次审判仍得不出结果的情况非常少见。通常在走到那一步之前，总会有一方作出让步。”
因缺乏刑事责任而无罪与普通的无罪裁决并不相同，奥多姆解释，“不同州的具体做法不同，但基本理念是当事人不会直接获得自由。”假如林赛最终因刑事责任被判无罪，她会立即进入针对精神能力受损者的民事程序。这个过程由医生和法官共同参与，她会被送往精神医疗机构，并且每年接受复核。如果她申请复核并希望获准回归社会，需要先得到医生们的认可，还必须由法官批准。奥多姆表示这些标准对于杀死自己孩子的人会极其严格，“在精神疾病无罪裁决之后，我们不会把这种行为称为谋杀，而会称为杀婴或杀子女（filicide）。有关部门在释放一名曾经做出这种行为的母亲之前，会非常慎重地审查。”
直到今天，安德里亚依然住在精神病院里，“她也许永远不会离开精神医疗机构，”奥多姆说，每当安德里亚进入复核时，她从未申请离开，“当她恢复到我们所说的基线状态，也就是药物开始起效并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之后，这种认知带来的痛苦，比国家对她所能施加的任何惩罚都更严重。这就像从噩梦中醒来，却发现噩梦真的发生了。”奥多姆告诉本刊，安德里亚现在偶尔还会退回到过去的状态，问别人是否见过自己的孩子，“这对一个母亲来说是极其沉重的惩罚。”
《爱的暂停键》剧照
梅根第一次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恰好正是林赛案发生前后，她意识到距离自己的发病已经过去七年，人们仍然不知道产后精神病是什么。不管林赛案最终的结果如何，梅根都不希望只有在惨剧发生时，人们才想起来认识这种疾病。她也不希望，人们只记住了一位杀死三个孩子的母亲，却让那些正在经历失眠焦虑的女性更难说出自己的感受。“绝大多数患病女性不会伤害孩子，产后精神病可以治疗，许多人能够康复。”
康复后，梅根有了自己第三个孩子，这次她的生育体验截然不同。她被告知自己的复发风险是三分之一，在此期间，整个家庭和生殖精神科医生都时刻关注梅根的健康状况，在分娩后立刻服药，同时减少压力源，把睡眠放在优先位置，“我好像生活在一种重视女性和家庭福祉的完全不同的文化中。”
梅根还记得，确诊了产后精神病后，刚住院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试图说服我，根本没有邪教”。几个月后，她才终于见到一位真正理解她的生殖精神科医生。“那一定很可怕。”她说。“这句话一下一下子打开了我”，梅根回忆：“因为那真的极其可怕。”
（实习记者范涵菲对本文亦有贡献，感谢国际产后支持组织（Postpartum Support International，PSI）对采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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