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再招博士生的名校文科导师：我不想培养功利的学生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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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希望更多博士生辛苦读书后面临无法毕业与找不到好工作的窘境，因此决定不再招生。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6月的第一个周四上午，60岁的现当代文学教授谭耕上完了这学期最后一堂博士课。这堂课讲的是《正义论》，他给学生梳理起东西方正义观念的诞生与流变。他在讲述概念时频频援引生活中的趣事，引得台下稀疏坐着的学生们一阵阵轻笑。两个半小时里他像沉浸在一场个人脱口秀里，没有停顿，忽略了几次上下课的铃声，把手中的粉笔头抛下又拾起。

到课程的后半段，谭耕提到高校给博士生布置过重的学术任务，致使一些学生丧失做学术的热情，同时在学术界又有太多人出于功利的目的争抢着发文章，产出“伪学术”，他认为这是学术界正义的缺失。这也是作为博导的他前几天公开提到不再招收博士学生的原因之一。

谭耕1985年考入中文系读本科，2000年博士毕业的他到北京一所一本大学的中文系任教至今。从他读书到任教的这些年，他经历了社会上文学热潮的兴起与退去，也观察到在硕博生不断扩招的背景下，一直不温不火的文学专业里学术生态的恶化。他也不希望更多博士生辛苦读书后面临无法毕业与找不到好工作的窘境，因此决定不再招生。

以下是他的讲述：

记者｜佟畅

编辑｜王珊

从文科生到文学教授

除了每周去一次学校，我的生活日程非常固定。每天早上8点多起床后，我在书房里喝茶、看书、写作，一直到下午五六点后到附近的公园里跑步。我既写学术论文，也搞文学创作，最近几年写诗歌和随笔比较多。这样的生活节奏我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我时不时会把最近读过的书发在朋友圈，希望能感染我的学生们也能多读书写作。

指引我走向成为作家与文学道路的，就是朴素的对读书与写作的热情。

小时候我家里就颇有文化氛围。我的父亲年轻时做过中学老师，我听爷爷说父亲年轻时文笔很好，给报社投过稿。后来因支援大西北到宁夏的建筑公司做会计。母亲是中级技校毕业，跟随父亲迁徙，做过小学老师，也在副食品店当售货员。她喜欢唱歌，也喜欢写歌词、写诗。在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下，我小学就开始给《中国少年报》投稿，回答报上向读者征集的问题，但从未入选过。

《大江大河》剧照

那时候我读了牛顿、爱迪生的传记，又受到社会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观念影响，我梦想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但到了初中，我的想法改变了。

我出生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小时候跟家人到贵州六盘水、宁夏石嘴山和安徽淮南生活过，初中回到依兰读书。这座县城被牡丹江、松花江、倭肯河和巴兰河围绕，山水景色非常美丽，我常在放学后坐在河边看夕阳落下，被美景深深吸引，写下一首首打油诗。现在回想，我觉得是壮美的自然风景滋养了我的文学梦。初二那年在一个蓝皮的物理课本封面上用圆珠笔写下“我一定要成为举世闻名的作家”的壮语。

我的继父在新华书店上班，常给我买书。现在想来羞耻，有时我在报亭买书时还要顺走一两本。我试着写小说，模仿书里读到的情节写离婚的故事。因为迷恋文学，我严重偏科，数学成绩极度下滑，有次考试才考了12分。老师说我这样肯定考不上大学。

《情书》剧照

当时高中对文科并不重视，我到了高三才文理分科，很多文科的内容都要靠自学。我经常夜里学到凌晨三点，衣服不换就睡觉，时间长了身边的同学都因觉得我身上有味道而不愿靠近。我买了一本绿皮的“全国重点高校目录”，对大学的信息如数家珍，最向往的就是到北京的大学读中文系。

到了高考我反而语文没考及格，但总分过了线，被安徽大学中文系录取。本科毕业后我想着当作家需要更多的社会经验，就回到淮南市做片区民警，做户口普查、处理打架斗殴事件。这段经历确实让我积累了素材，但我不喜欢总面对恶性事件，也觉得无法真正融入同事，他们闲暇时喜欢打牌，而我则总是坐在电炉前看书。

《学习小组》剧照

我想着自己也不能做一辈子警察，又开始规划未来。1994年我考上了南昌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攻读研究生。读研期间我开始对学术感兴趣，一开始写一些短小的分析、评论作家的文章，后来逐渐有了大的研究方向。有次我在书店买到一本美国的研究“听觉文化”的论著，这启发我想到中国的很多文化也跟“听”有关，比如古人说“宁静致远”“野渡无人舟自横”，很注重从听觉上塑造意。1997年，31岁的我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在北大学术氛围自由，平台也更高，我获得了些期刊编辑约稿的机会，也发表了一些小说。我开始写更有社会性的故事，比如写出租车司机罢工、工人下岗，也将我在做警察时的见闻虚构。我那时的导师平时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只是定期与我们讨论读书与做学术的进展，偶尔让我们给他的新书写个书评。那时候我就希望，未来自己的生活也要像导师这样。

变化

总体来说，我一路成长的年代，学校是不重视文科的，但我感受到社会上有一股喜爱文学的热潮。我高中有个同学的朋友在焦化车间烧锅炉，他比我大三岁左右，每天都在看哲学书。进入大学的中文系，虽然有不少同学从金融、法律等专业调剂来，但也有一些人和我一样对文学有浓厚的热情。那时一周要上十节课左右，我和很多同学都秉承“60分万岁”的原则，上课不太认真，花更多精力在自己想做的事上。

《我的塞林格之年》剧照

校园里弥漫着理想主义的氛围，有人想成为大法官，有人想做记者，大家经常一起讨论社会时事，计划着未来为社会做贡献。我坚持着自己的文学梦，每天花大量的时间在宿舍、校园的池塘边读书、写小说。那时文科生也没有就业的压力，本科毕业基本都能分到机关单位，不愁收入。我毕业后到警察局工作，一个月有120到140元的收入。我在家里吃住，给家人20块钱生活费，剩余的钱就用来买自己喜欢的书籍、磁带、画作。

1988年后，市场经济兴起，我渐渐感受到文学的退潮。课上老师给我们讲起一本新小说写了一对兄弟，哥哥喜欢文学，观念传统，弟弟爱钱，喜欢搞小生意。书里评价哥哥“清高”。在古代“清高”意味着文人风骨，是一个正面的形容词，但在这本写于80年代中期的小说里，“清高”的概念已经被解构。我还记得在我刚工作那年，我看到一个本科生采访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问对方“你现在最需要什么”，对方回答说“最想要钱，因为想去旅游”。当时我有些惊讶，在此之前我以为没有人好意思公开说自己爱钱。

大约在2005年，我大学时的写作课老师来我家做客，他跟我感慨，说他觉得文学已经边缘化了，不被人看得起。我觉得或许他自己也没有那么看得起文学，他的儿子在税务局、女儿在银行工作。

《大江大河》剧照

在我看来，虽然社会观念有变动，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文科生的就业形势还是乐观的。我在北大读博时，看到隔壁学天体物理的博士生在为找不到工作发愁，因为市面上没有那么多提供给科学家的岗位。当时文科的博士点还很少，大多只有名校开设。我一毕业就入职了北京的一所本科大学的中文系，学校给我分了房子，薪水也在高校间也算高的。我记得中秋节就发了3000元补贴。2003年我在北京以四千多一平米的价格买了房子，随着工资逐年上涨，房贷还得也还算轻松。我刚来教书那几年，从我们学校本科毕业的外语系学生能到复旦大学当老师。

我刚入职时，中文系还在学习苏联的名称叫“语文系”，后来改成“人文学院”，陆续下设汉语言文学、对外汉语、国际政治、新闻等专业。之后学校招来更多老师，这些学科发展起来就独立出去，我所在的人文学院也改名为“文学院”，就剩汉语言文学这一个专业。从我入职这些年来，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直在扩招，从一开始两个班、一个班30人，扩展到现在一个班有五六十人。我在2004年刚开始带研究生时，一个导师带一两个学生，现在我们每人要带三四个研究生、一个博士。

不过在我的感受中，汉语言文学专业一直不温不火，被视为“万金油”专业，但这两年我发现大众对这个专业的认识有了骤变。随着张雪峰在互联网上走红，汉语言文学被视作最适合考公的专业，一下子变得热门起来。不少学生从金融、法律等专业转过来，以前可都是读汉语言的学生想转去这些专业。今年我得知，在北京师范大学，有80多个学生从别的学院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

图源：张雪峰直播

专业一直在扩招，但我感觉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在递减。刚当老师时，我看到有学生不来上课或是不认真听讲，总觉得失望。2010年以后，课后更是几乎没有学生来提问。读研、读博的学生多少还是抱有对文学的热情，但读书和写作的量距离我心中的标准还差一点。我觉得他们是在竞争越发激烈的应试教育阶段学得精疲力尽，到了大学不再有足够的动力。在互联网时代，他们的注意力也很容易被各种电子娱乐分散。另外，出生于80、90后的青年成长环境相对优渥，或许他们也不像我们当年有很强的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意志。

而且最近几年学生们的就业压力不断在上升，他们很重视考试成绩，也会利用课余时间考各种证件。在今年之前，我觉得毕业生的发展大体还不错。很多学生渴望留在北京生活，但一是岗位少，二是薪资不高。但到二三线城市他们都有发展的空间。研究生大多会选择去中学做老师，博士生也能找到普通高校的教职。

今年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我们专业三个毕业的博士生，有两个只找到民办大学的教职，还有一个决定做博士后。未来或许也不容乐观，去年开始学校要求博士生毕业前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两篇文章，越来越卷。2020年以后，我就发现发表论文变得格外困难，想发一篇核心期刊得排队等两三年。

《何时是读书天》剧照

出现这一情况，一是因为随着硕博士的扩招，每年的论文产出不断膨胀，二是因为现在的学术生态变得愈发功利。以前文学和学术期刊的编辑就只是编辑，自己不发表文章，2010年后，我发现越来越多文科博士毕业后去期刊做编辑，他们自己也要写作、发表，因此“运动员”成了“裁判”，一些时候发表文章成了期刊之间的利益交换。

高校间的竞争也在激化逐利的氛围。学校为了卷排名，鼓励教授晋升、发文章，会给评上长江学者、三级教授、四级教授的导师发奖金，导师发论文、做项目能获得的奖金也水涨船高，一个项目的奖金从一两千涨到现在十几、二十万。因此，越来越多学者为了名利去做研究。在这样的氛围下，很多东西变味了。以前是期刊编辑需要稿子，接收我的稿子或者向我约稿，现在如果我找一个编辑发稿，好像我欠了编辑很大的人情。一些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也变了味。我听学生说他曾经读研的学校有导师让学生做大量的录入古籍的工作，学生眼睛都看近视了，苦不堪言。

文学的用处

从我刚开始做大学老师起，我就经常面对不少学生的困惑：“学文学有什么用”。他们有时直接在课后向我发问，有时暗含在课后习作里，他们在文章里提到自己本来想要上更好的大学、更好就业的专业，结果被调剂到这里，满腹牢骚。

《死亡诗社》剧照

我在课上讲我对文学的理解与文学对我的影响，告诉学生文学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比如说，文学可以给人带来美好的想象，用以捱过现实的严寒。再比如，科学制造了用于杀戮的枪炮，而文学创造了美、爱与自由，影响着人类发展的命运。在学校里，我看到很多学生在为恋爱苦恼，就开了一节名为“阅读爱情”的课，讲解文学与电影中的爱情，希望能对他们的感情生活有所指引，也启发他们感受读文学对生活的益处。

曾经我也想在文学中获得些什么。小时候因为对家庭背景的自卑，我一直对于“翻身”有强烈的渴望，激励自己在27岁之前必须靠写作成名。读博期间我时不时焦虑，觉得时间一天天过去，我还没有出书，也没有发表过长篇小说。这样的心情在博士毕业几年后渐渐平静下来。2002年，“芙蓉姐姐”在互联网走红，我意识到在这个时代很多名人其实“名不副实”，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浮躁，觉得我应该从容地写作，而非抱着功利的目的。

研究文学确实给我带来精神上的富足。读博期间我因为沉迷写作，时不时沮丧、不爱说话，当时的女朋友说我忧郁的性格不好，对她不够耐心，也让她不快乐。

我突然意识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评价我。我开始思索“忧郁”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会因此伤害别人吗？我读了伦理学著作对忧郁的研究。作家别尔嘉耶夫说忧郁“所揭示的是对日常世界的神圣的不满和对另一个更高世界的渴望”“是一种向上的倾向”。我也从别的书中了解到忧郁与“抑郁症”的差别。这些阅读打开了我的心结，我也把对忧郁的研究迁移到对文学的分析上。

《死亡诗社》剧照

在这之后，我对伦理学的概念产生了极大兴趣，又研究了“羞耻”“自由”。我发现在我们的社会很忽视自由，也总是把自由误解为任性。其实我认为自由和任性是一对反义词，任性是对自由的滥用，而自由是和禁锢共存的。由理念延展，我在对女儿的教育上也格外关注自由，我也认识到当下学术界的种种内卷，其实也是源于人们不给彼此自由。

我的一门研究生课程就是讲20世纪中国文学伦理问题研究，有学生说听了我的课后认知被彻底颠覆，一开始觉得很受不了，后来结合自己在社会上的经历，渐渐认同我的观点。在我看来，能对文学作品带来新的解读、能给生活带来思考的研究，就是有用的研究。

《我的塞林格之年》剧照

这些年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我涉猎了心理学、教育学，也因此更善于和学生相处，时常帮学生开导心理和情感问题。几年前有个别的导师的学生患上抑郁症想退学，领导把她转到我这里。我给她安排了一个简单的论文题目，建议她每天跑步锻炼身体。有时她病情反复，精神状态变得很活跃，我总是第一时间回应她抛来的种种问题。后来她一点点完成了论文，顺利毕业了。她毕业后我们还保持着联系，她问我对爱情和婚姻有困惑时可以看哪些书，我给她推荐了书目。一个男生想要研究文学中的父子关系，我觉得这也会帮助他更好地与自己的父亲相处。

研究生、博士生入学后，我也都会发给他们一个书单，里面有人文社科类的经典书籍。我希望他们先广泛地阅读，定期做读书笔记，通过阅读的积累培养自己在学术上发掘问题和创新的能力。但去年学校下达对博士生的新规定后，我和学生都感到时间紧迫。没法慢慢培养了，我和刚入学的博士早早定下一个论文题目，是写对一个知名作家的文集的评论。原本我不太喜欢这类论文，觉得学术价值不大，但这种研究名家的论文可能会更好刊登，毕竟编辑“不看僧面看佛面”。这个学生前段时间跟我说已经把论文投递到了期刊编辑的邮箱，我跟她说如果编辑要求修改的话就改，先顺利发表一篇再说。

（应受访者要求，谭耕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