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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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实习记者|余雯彤
“欢迎来到假装上班公司”
今年1月,还在上大四的徐佳来到杭州滨江的一家公司参加面试,走进大门,墙上巨大的蓝色LED屏写着醒目的一行字:“欢迎来到假装上班公司”。
一个月前,在外地上大学的徐佳为了找工作特意来到杭州,暂住在姐姐家。那段时间,她整天待在家里,常常一醒来就抱着手机消磨时间。姐姐看着无奈,于是在网上搜索能提供工位的场所,无意间刷到了“假装上班”的短视频。所谓“假装上班”,实际是为有办公、学习需求的人,提供租赁工位、办公设施的服务,营造真实的办公氛围。
徐佳跟着接待人员的指引进行签到,桌上摆着一份“假装职位申请表”,内容包括姓名、学历、户籍地址、工作经历、紧急联系人等,和正规简历几乎完全相同。填完表后,徐佳走进公司内部,“工位很多,有三十多个,但环境很干净,打印机这些办公设施也很齐全,很符合我的需求。”徐佳观察到,工位上有七八个同事正在工作,每个人都很忙碌,有人在处理excel表格,有人在打电话沟通业务,还有人在敲代码,“大家在忙自己的工作,有时候互相会说说话,不像自习室一样特别安静。”
签完到后,徐佳支付了30元定金,随后被带入办公室去面试。长桌对面,坐着“假装面试官”陈英健,也就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
徐佳按照固定流程进行自我介绍。因为还没工作,徐佳就谈起了自己的校园经历:她做过校园宣传片女主角,当过车展礼仪模特,拍过美食口播模特,还参加过世界国际小姐比赛,进了三十强。她对拍摄和表现自己很感兴趣,来到杭州面试了四五家模特岗位,却被MCN机构挂羊头卖狗肉式的合同欺骗,“我以为在直播行业能顺风顺水,结果全是坑。”听完了徐佳的讲述,陈英健并没有评判她的遭遇,反而肯定了她在拍摄和表现方面的特长,建议徐佳做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面试结束后,徐佳顺利入职,并“假装签约”。公司给她发放了“面试通过证”和“假装工牌”。她戴上工牌,交完租金后,就去工位“上班”。徐佳注意到,在公司的电视屏幕上,明确写着几项规定:不能玩游戏、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睡觉。工作人员还告诉她,上下班时间是早九点到晚六点,如果要加班,每小时另外收10元加班费,否则不允许加班。
徐佳来的时间并不算早。从2024年底开始,“假装上班公司”就在全国各地兴起,有的靠低价工位吸引客户,有的主打花样服务。陈英健的这家有些特别,连创始人自己都没想到会火起来。
2024年6月,陈英健朋友托他给自己的孩子推荐工作。陈英健不知道该怎么帮忙,就说:“要不你来我公司找我聊聊吧。”他本来是做灵芝蜂蜜水和温州瘦肉丸的生产商,手底下还有公寓民宿和商业街在运作。朋友的孩子来了以后,陈英健分享了一些商业经验,对方觉得挺有收获,就想留在公司学习,“他每天在办公室自己学商业课,研究矩阵打法,怎么起号。”
巧合的是,这个年轻人在大学里曾写过一份商业计划书,琢磨“假装上班”这件事。2024年底,他设计了一张“假装上班公司”的海报发到小红书上,标价每个月100元。陈英健觉得没什么坏处。“我们当时有灵芝蜂蜜水想卖,也缺负责直播的人。”公司工位有四十个,空了三十多个,“能多吸引点人来,比如懂剪辑、会营销的,还可以帮着做账号。”
最初一两个月,帖子的热度并不大,只有四五十个观看量,陆续来了七八个人。直到五月份,一家媒体注意到了这条帖子,“假装上班公司”彻底火爆起来。“有来打卡的,有来参观的,想来租工位的一个星期就有几十个人、上百号人。”
来的人形形色色,上到五六十岁,下到刚成年,“甚至还有人想带孩子过来。”陈英健说,一半的人有自己的事要做,有人做贸易,有人做电商,有人搞软件开发,“不管赚不赚钱,总得有个地方打理生意”。另外有20%是来谈合作的,还有10%纯粹是因为新鲜,想来体验体验。陈英健回忆,有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好几年没工作,也不想出门,“看到我们这里,他觉得很有意思,终于找到一个契机可以出门了,想出来自己做点事,但也不知道做啥。”
人来得太多,陈英健想,得定个规矩,设两道关卡。第一关:审核行业。“有的过来拉投资,找这里上班的人做项目,要他们出钱,有的过来卖保险,甚至来了直接就要送一份意外险。”陈英健认为,这些行业会给其他假装上班的人带来影响和风险,所以凡是从事投资、保险、医美,还有帮忙做贷款的,一律不让进。
在第二关面试时,陈英健会专门看“面相”。刚火的那段时间他怕场地里出事,尤其严格,“面相看上去很凶的,歪心思比较重的,情绪不稳定、容易暴躁的,都不让来。”甚至头发和服装也要看,“穿得奇奇怪怪、发型夸张、有点像黑社会的,也不准进。”
除此之外,那些需要工位来做事、不会打扰别人、也不会给别人造成困扰的人,陈英健都接受。
空间和秩序
陈英健说,来到“假装上班”的人,二十多岁,从没工作过的只有10%。徐佳算一个,她主要精力依旧放在毕业设计和答辩准备上,同时也在摸索打造个人账号的逻辑与玩法,为未来铺路。加入“假装上班”公司之前,她也常常去咖啡馆自习,但不是店里的灯光太暗,就是被音乐影响注意力,电源插座有时还不好找,更关键的是没有上班的氛围,“待着待着就想刷手机了。”
大部分人基本都工作过几年,离职出来创业,年纪都在30岁以上。陈英健观察,一种普遍状态是:“不知道该坚定下来做什么”。手头的项目“不太赚钱,有时候能赚一点,有时候赚不到钱”。陈英健偶尔会看到有人在工位上玩游戏,一问对方说:“那个项目我做完了,不知道干啥了,我先放松一下,等会儿再想。”
26岁的广东女孩高菲之前在一家自媒体公司工作。整个团队二十来个人,都是90后。老板只比她大几岁,经常带她一起做项目。但高菲说,自己常在办公室里得罪人。“请人喝杯咖啡,手拉手一起去上厕所,这些我都不会做,每天就待在工位上埋头做自己的事。”有时同事问她问题,她觉得对方没必要知道,于是直来直去:“你不用知道这个”。她说自己说话的时候毫无察觉,但别人提醒她以后,她会在心里反复琢磨很久。时间长了,人际交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于是干脆裸辞,靠自媒体带货谋生。
高菲坦言,自己不太适应集体生活,一个人工作的状态更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只要待在家里,就有各种理由往床上躺”,逼自己出去,成本又太高。自习室20块钱只能待3小时,咖啡店便宜的柠檬茶要18块一杯,普通的咖啡得36元,一个月算下来,至少得一两千。
更重要的是,生活失去了秩序。“有时候一个月能赚几万块,有时候一个月一分钱都不进账。”高菲很少称自己为创业者,更愿意叫自由职业者,因为做的项目小、赚得少。可对她来说,自由职业并不比创业更容易,“就像在黑屋子里洗衣服,没有人来问你洗得怎么样了,看不到结果的时候就会特别焦虑,觉得一切都没意义。”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她用旅游来缓解焦虑,能赚钱就赚,不能赚就出去玩。以一个月为周期,高菲在二十天赚到本月的目标收入,剩下的时间全都安排旅游。
但第二个月再开始时,就会比上个月更难。“账号断更了,流量不是一下子回来的。”第一个月需要十天达到一个流量顶峰,后面十天稳住,二十天就能变现,可到了第二个月,因为隔了十天的断更期,就需要铺垫二十天才能换回之前的小爆发。高菲说,每次回程坐飞机,心里就像以前上班时星期天晚上一样恐慌。
高菲心态不稳定的时候,如果账号遇到限流、违规,发不了作品,她就觉得号没了,于是又开好几个新号,不管作品质量,发四五个视频,“每天排得满满当当,但是瞎忙,没有主心骨。”发完了视频,看到流量没有起色,她又会动起换项目的念头,“看到别人做什么好,就想去做他的项目。今天找这个老师学,明天找那个老师学。”
高菲极力想要改变这种状态。她在广州的城中村中发现,很多一楼铺子被年轻人租去当工作室,每月的租金才一千出头。心动之下,她也租了一间。高菲和同样待业的男友互相监督,每天规律打卡,在这里写文案、拍剪视频、打理店铺。还没租下工位时,高菲的时间大多处于碎片化状态,思维也跟着变得零散杂乱,想法总是东一个西一个,始终没法沉下心落地。现在,她有了能集中思考的空间。每到周一,她会逐一列出这一周的任务,还会复盘自己拖延的原因。
陈英健说,在他的“假装上班”公司,客户的流动性很大,能长期留下来的人很少。他算过,一个月里能断断续续来的,比如包五天工位,月中月底来办公,其他时间出差或者做别的事情的,大约占30%;而真正天天泡在这里的只有10%。“一开始大家都是觉得自己不赚钱,想着接下来多沉淀。只不过有人坚持得长一点,有人短一点。”这些人起初会向陈英健介绍自己的项目,特别有信心,真正做了一个月,“没见到钱,就开始慌了,觉得自己不太行,要找人再学学,或者换个赛道。”他注意到好几个人在研究openclaw,用AI做选品分析,研究下一步做什么。
不过,有四五个人,每天上午来,晚上12点才走,吃饭也不下楼。除了睡觉的时间外,基本都在工作。公司规定周日不开放,他们也会申请加班。“来这里真上班、真创业的人,甚至比正常上班还要卷。”陈英健说。
李建叶就是其中一员。她今年36岁,创业前在大厂做过六七年私域运营,后来出来自己创业,负责为连锁烘焙门店等多家餐饮门店做线上运营服务,一笔订单周期通常为一年,营收三十多万,每个月能接到一两单。
去年刷短视频时,她看到“假装上班公司”的新闻,觉得价格便宜又离家近,就搬了过来。那时她已经有成熟的项目在运营,需要的只是一个办公场所。之前她在自习室待过两个月,价格几百元,但“说话不太方便”。在“假装上班公司”,她能免费使用会议室,还能接待客户来访。
李建叶说,这里和自习室一样,本身只是一个承载空间的容器,至于要在容器里如何规划,全靠自己把控。李建叶每天的工作除了服务客户、写复盘和规划外,还会更加注重自我学习和优化,“看一下行业内比较知名的人,他们用的一些方法是怎么提效的,把它总结到自己的方案里面来。”和上班时相比,李建叶的工作时间更长了,“一个月里有一半的时间会工作到晚上十点。”
工位之外
陈英健算了笔账,“假装上班”公司的场地装修费是三十多万,每年的物业费四万五,水电费四万,而小工位每月的租金是100元,大工位150元,即便全都租完,也是杯水车薪。之所以能维持,是因为场地原本是用作蜂蜜水和瘦肉丸的展厅,面积有400平方米,原本的四十个工位空出了三十多个,属于闲置成本,起初收租“根本不是为了赚钱,主要是为了规避劳务纠纷”。

《人生切割术》剧照
2024年末,陆君在新闻上看到了“假装上班”这个模式,他判断这或许能成为一个新产品。他的本职工作是产业运营,但眼下整个办公市场竞争激烈,传统的办公室租赁业务并不景气。他主动向领导提出创办“假装上班”的模式,从园区里拿出一间房来做试点。
这是一间标准的办公室,有前台、工区、两个洽谈室和一个会议室,工区有20个工位,日租50元,周租300元,月租1100元。相比之下,周边共享工位的普遍在1200元每月以上,陆君认为,他们的定价还算有竞争力。他还构想过更多服务,除了发工牌、打卡,还会在早上召集员工开会,告诉他们园区里有哪些岗位需要临时用工,试图把生态做起来,让来这里的人不仅能“假装上班”,还能真正找到活干,甚至成为一个临时工的人才供给平台。
然而实际运营下来,情况并不如预期。2025年初推广刚发布,的确来了不少人,但陆君说,咨询量很高,实际租的人很少,而且大多数客户只租一天或一周,长租的很少。他观察到,来这的群体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假装上班”来欺骗家人,只需要应付一次,“妈妈或者男女朋友来视察的那一天,他来坐一下就够了”;还有一类是毕业季找不到工作的应届生,或者中年失业者,需要临时工位培养上班状态,或者缓解焦虑。此外,还有一些特殊客户,专门来这拍摄门头照片,给银行看“我办了一家公司”,目的是办理贷款。
陈英健琢磨,“赚钱不能靠租工位,而要靠服务更多创业者。”很显然,许多人来“假装上班”,真正缺的,并不是一个办公位。
面试时,陈英健给徐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觉得他“和一般的老板不一样。”
陈英健说,面试环节,他更多是为了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很多人来这边,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力,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价值。”陈英健会通过提问来引导对方,如果对方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他就会问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上学的时候,同学和老师最认可你的地方是什么?”这个闪光点不一定是学习上的,可以是任何一个方面。引导对方讲出自己曾被认可的经历,往往就能发现一个特长。陈英健觉得,一个人哪怕其他方面普通,但只要有一项绝活或突出的特长,就已经十分难得。
他还会问对方:“你需要我们给你什么样的支持?你接下来想怎么规划?”根据对方的回答,他会提供不同的服务。有人想学习商业理论,他免费提供自己花几千元买来的网课,“以前买了就存在网盘里,分享给他们也就是点一下按钮的问题。”有人需要资源匹配,他就组织创业者资源链接会,请来知名的创业导师和投资人,“现场给他们诊断,项目的商业模式有没有问题?定位有没有问题?”
李建叶算是其中一名受惠者。在一次创业路演会上,一位投资人点出了她商业模式的痛点,“他说我们一直在帮别人做代运营,这种周期性的服务很难做长久。”对方也给出了建议,“一定要找一个自己的项目,或者跟甲方共创,或者自建一个品牌。”
李建叶说,在这里呆久了,她交朋友的方式也产生了变化,会留意对方有没有资源、能不能合作。“如果都是做运营的,我会看他对业务的理解和方法,能不能运用到自己的业务上,如果是同行业但做的业务不一样,那我会跟他保持联系,看能不能让他给我介绍客户。”她的项目已经进入成熟期,目前的核心需求就是扩大客户群体。确实有不少客户“假装上班公司”通过公司联系到她,她手下的业务也从烘焙扩展到了整个餐饮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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