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也没有我的位置”：离开北京的年轻人开始“回笼漂”了？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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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依然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但它相对更公开、更公平、更自由。”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美国作家E.B.怀特曾写过纽约，换成“北京”，读起来也不违和：

“大约有三种纽约。第一种纽约属于在这里出生的男男女女，他们把这座城市视作理所当然的存在，规模和动荡都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第二种是上班族的纽约——这座城市都被蝗虫吞噬，每晚又被吐出。第三种属于那些外乡人，他们为了追求某种东西来到纽约。在这三种令人战栗的划分中，最后一种纽约最为伟大——最终目的地之城，目标之城。正是第三种属性造就了纽约的勃勃生机、诗意的生活、对艺术的执着以及无与伦比的成就。通勤者赋予这座城市潮汐般的躁动，本地人赋予它稳固和连续性，但赋予它激情的是移居者。”

超级都市的爱与痛始终如一，人们随其聚散。有人失望归乡，也有人兜兜转转，成为“回笼漂”，我们和他们聊了聊，那些回不去的家乡，和离不开的北京。

文｜刘妍

编辑｜陈珍珍

“二手”的老家回不去，“一手”的北京融不入

北漂10年，在老家与北京间辗转

我是在北京念的本科和研究生，读新闻学和社会学，从 2012 年到现在，不算中途离开的时间，在北京生活也有十年了。对北京的感觉，一直很微妙。我是一个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感极强的人，我很清楚自己不认同北京的这些东西。促使我兜兜转转又回来的，是我的社交圈，和这些年的回忆，而非这个城市本身。

我在北京租的第一间房子在回龙观，那种回迁房改出来的隔断间，不到十平米，屋里挤得连行李箱都摊不开。那时候我在一个互联网大厂实习，过着典型的大厂生活：早上挤好几班才上得去地铁，到站后，再换乘园区的接驳车；夜里很晚才下班，室友之间形同陌路，连面都照不到。到周末，西二旗像座空城，所有人都在房间里补觉，路上一个人都没有。那种寂静，很吓人。

《夜班》剧照

“大厂实习卡”一到期，我就选择了读研，感觉自己还没准备好当社会人。研究生毕业，我去了一家媒体实习。做新闻一直是我的理想。但真进入这个行业，我却完全无法适应。

当时，作为实习生，我每天早晚都得跟前辈老师们“请安”——这个词可能说得有点过了，但确实是我当时体会到的感觉。我实习的领域是一个极在意资源和权限的领域，一则新闻，谁能去报，背后充斥着博弈。健康代价也很惨重。为了抢全球首发，我得跟着南半球的时间走，经常熬大夜，时刻精神紧绷，生怕出错，实习一个月，每天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这段经历确实历练了我，但也让我明白，社会标准里的“好工作”，不一定适合我。

我没留在媒体行业，毕业后一直在NGO 工作。待遇没法跟大厂比，却也不比媒体差，而且工作逻辑很符合我的价值观。

《男亲女爱》剧照

但在北京生活，有些烦恼是无法通过职业选择来规避的。在北京，阳光都是要额外花钱买的，同一个小区，朝向不同的房子，能差出 1000 块钱房租。我几乎每年都得搬一次家，购置家居用品我都得谨慎犹豫，觉得带不走的东西是不是不值得投入。

居所的漂泊造成了生活的临时感。让我觉得辛苦的，不是频繁打包行李，而是“我需要搬家”这个事本身。我身边很多同事是北京人，他们不需要面对搬家、老家有人生病或是过节回家的种种折腾，但我总是在重复这些步骤。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连过小年的日期都和身边的人不一样。这些细节，像平淡生活里的刺，时不时扎我一下，提醒：我不属于这里。

决定离开北京时，路过一处核酸检测亭，胡传邦随手拍了下来。（受访者供图）

2022年初，我离开北京去了广州。同为南方城市，广州和我的湖南老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一线城市都有的先进、开放与便利。这里的工资不比北京，压力却也不小，同事们大都有优秀的留学背景，我也逐渐产生出去看一看的想法。年底，我申请到全额奖学金去英国读书，并留下工作了一年。

这一年，我再次感受到强烈的“不属于这里”的感觉。英国同事中午都吃冷的三明治，但我习惯加热。我把三明治放进微波炉时，竟然所有人都跑过来看。我感觉，他们不是好奇，而是无法理解，把我“景观化”了。

《去有风的地方》剧照

文化的难以融合使我放弃了留在英国工作的念头。2024 年，我回国，在湖南老家找到一份工资尚可的工作。我租了一间很大、临江的一居室，才 1000 块钱。每天说方言，吃着合胃口的食堂，我妈也能随时送来做好的食物，可以说，在老家，生活成本极低，却极度舒适。

家乡的一切都有一种“二手感”，北京咀嚼过的东西，过了一阵子，流到这里。商场撤柜的货品、书店里的过期杂志，甚至大家认识世界的方式，都滞后一步。这些倒也好习惯，让我难受的是老家的职场逻辑。在北京，我从没听说我的工作性质需要送礼，但在老家，如果不这么做，事情就很难推进。作为一个公益人，价值观的割裂感太重了，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促进社会的美好，却不得不做着不那么美好的事情。

告别广州（受访者供图）

所以，最终我还是回到了北京。这种选择其实挺无奈的。北京依然有让人不舒服的地方，但它相对更公开、更公平、更自由。

我的心态也变了，不会再考虑能在北京待多久、要不要定下来。前几天看电影，里面有句台词——“放弃是我获得平静最好的方式。”我现在就是这样，不想陷入无止境的苦恼中。人生是很难计划的。

“高高的大笼子”里的生活

四川赴京逐梦7年，裸辞长沙返北京

我在四川出生长大，也在四川读大学。 2015 年，大学实习，我在一间高端宠物会所做管培生，每天和店员们喝到三更半夜。工作我得心应手，但没法接受以后都要这种生活。所以在北京广告公司上班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来的时候，我有种被命运召唤的感觉，立马收拾行李，坐三天两夜的火车卧铺，去了北京。

簋街旁小胡同的一家青旅是我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四五个上下铺挤在一间房，估计睡了七八个人，谁也不和谁打招呼。后来搬到广渠门外一个合租房的隔间，只放得下一张床、一个柜子和一张桌子。有天半夜，一个醉鬼看大门没锁闯了进来，挨个房门敲。显然每个屋里的人都惊醒了，但没人说话。最后有人报警。警察来了，也没人开门，只听到警察和醉鬼在外面交涉。

日子很累，离谱事常有，但视野是全新的。我所有社交几乎都来自工作，和两个同事组成铁三角，一起加班、熬夜。后来我搬出隔间，和他们合租了一个三居室。18 层的房子，西向的窗户，站在窗边俯瞰，是 CBD 全景和它盛放的万丈理想。傍晚，落日余晖照着中国尊孤傲的腰线，特别漂亮。

合租房窗外，落日下的 CBD（受访者供图）

这个能看到落日的房间，租金占了我月工资的一半。公司在 CBD，我中午和同事去吃很贵的漂亮饭，晚餐则是 8 点后买一赠一的麦多馅饼，勉强平衡日均开支。

领导看我努力，几个月就让我升职加薪。接下来，我高歌猛进，从乙方代理公司、跳到头部广告公司，后来再到互联网大厂，每一步都是质变。我接触的都是顶尖客户，同伴和对手都是业内最强大脑，大家的逻辑非常直接：目标是什么，资源有多少，我能得到什么。

现在想想，那是一种“失心疯”的生活，每天都在想怎么变得更强，怎么卷赢别人。同时，还必须要维持一个“精英”的壳子。业绩增长、收入提升的B面，就是高消费——负债——再追求更高收入的循环，我像进了一个“老鼠笼子”，在规则里越跑越快。

《奶酪陷阱》剧照

2022年底，家里老人去世，我回到家，看着火化场排队的人群，突然意识到，这些年，自己对家庭是多么的忽略。除了工作，我对这个世界、对身边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感知，简直太可怕了。那是我在北京的第七年。才发现，这么久以来，我过的是一种“高高的大笼子”里的生活，冷漠，闭塞。

意识到笼子存在，我却没有离开笼子的能力和魄力。北京有一种魅惑，它展示世界的可能性，那么多资源与世面，催生出难歇的兴奋，诱人持续亢进。2024 年，我被高薪聘入一家正高速发展的互联网公司。入职没多久，我的部门换了老板，新老板直接在周报上写，会“加速人员汰换”。而我已经压力大到手机一震动就想吐。我当即决定裸辞。从入职到离职，不过 4 个月。

辞职后，我直接搬离北京，去了女友的老家长沙。长沙的生存逻辑和北京完全不同，大家更在乎这个季节吃什么，而不是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刚开始我很不适应，惯性地想要追求效率，但急也没用，散漫是个相对的词，慢慢也放松了下来。躺平半年，我开始找工作。大厂分公司、本地企业，面了一轮，竟没有一个是合适的。我履历里拿得出手的职能，在长沙根本没有对口的岗位，工资都不能说腰斩，简直是膝盖斩，1 万块钱的月薪在长沙已经是非常体面了。

《二十不惑2》剧照

最后，我发现，如果真想在长沙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我需要转换工作属性，以新的职业身份落地。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还是得回北京。

这次，我找了一家节奏没那么快的公司，工作较之前轻松，工资也降了大半。搁以前我肯定无法接受，现在，我当作心理过渡，未来在长沙工作，也就是拿那个数字。我在离公司5分钟不到的地方找了个合租房，而不像之前那样花六七千块钱、在离公司 20 公里外租一居室，妄图使工作生活分开了。实际上，为了这点心理安慰，我每天打车都得花小两百。

我再也不愿追求那种虚无的“冲到底”的意义了。不工作的时候，我学英文、学AI、学金融理财，我想找到一个彻底离开笼子的方法。

他追他的马斯克，我当我的牛马

北漂辗转，在理想与现实间浮沉

前几天有个程序员写的诗在网上特别火，叫《通勤》：单车辞落日 / 地铁觅春风 / 三年十万里 / 未出北京城。我读了心里咯噔一下，这不就是写我吗？

2018 年4月，我来北京工作，中间离开过两次，又折返。来来回回，我始终住在传媒大学这儿，公司也一直在朝阳大悦城附近，两点一线，原地踏步，生活里除了公司就是家，好像没别的了。

第一次离京是在 2019 年。我25岁，正是意气用事的时候，每晚和朋友打电话，畅想如何改变世界，一聊四五个小时，到半夜两三点钟。当时我认为，尽管在大城市收入比家乡高一些，却极度缺乏意义感，只是一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外人看我光鲜，实际上我啥也不是。朋友倒是有个待遇和前途都不错的工作，但他是绝对的理性主义者，认为那份工作只能满足个人物质，无法照亮世界，一心想辞职，但老板不批准。

《装腔启示录》剧照

很突然的一天，朋友直接从单位跑了。到家，给我打电话，让我看着办。

我有点骑虎难下。说实话，内心非常犹豫，我当时的老板待我不薄。但毕竟，哥们已经和我畅谈了几十个夜晚，并且人已经在家等我了。

我只好辞职了。回到江苏老家，我和朋友商议了一番，最终觉得零售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我们租下了一百多平的两层空间，开了家便利店，取名叫“赤塔”，意思是，红色灯塔照耀全世界。

现在想想，一切都挺“弱智”的。便利店月租金一万块，这个价格明明能在老家租到顶级地段的店面，我们却选了个人流量挺差的地方，旁边已经有很多家开了几十年的超市，我们总觉得肯定能干掉人家，根本没关心拿什么去竞争，只是中二地做了点自认有情怀的事：给环卫工人免费提供热水，元宵节给外卖小哥送汤圆，还专门辟了一块地方，天冷的时候也经常让他们进店暖和。

《便利店新星》剧照

开店没两个月，疫情来了，我们进入钝刀子割肉的阶段，一年下来，赔10几万，我欠一身债。对创业和改变世界，我彻底失去希望，开始疯狂找工作。

在老家，没有背景没有人脉，想找到靠谱的工作很难。我想，北京很大，总有地方能让失意者糊口。管姐姐借了些租房的钱，我又来了北京。但北京的工作也不那么好找了，我面试了几轮，都觉一般。正好前公司老板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找工作，他说你回来吧。

为了尽快还债，我下了班去送外卖。但送外卖赚来的钱，我又给捐出去了，每个月一千来块，一对一助学，都捐给山里的女孩。我想，那些偏远的地方，贫困家庭都只让男孩去上学。

《逆行人生》剧照

2024 年，我爸去世了。那年我30岁。我妈天天跟我哭诉，说全靠你了，谁又看不起我们了，就那一套。我内心非常焦虑，加上那一阵国内股市疯涨，我突然赚了十几万，当时觉得，我是不是又可以自己干点什么了。于是，我又一次辞职回老家。

理好家事，我潜心研究起赚钱。当时跨境电商是个风口，我去河北、去义乌转了一圈，见了好几个做电商成功的朋友，他们都告诉我，这个行业已经饱和，很难再分到什么蛋糕。我也意识到这事不是自己的强项，最终还是放弃了。

最后，我发现自己还是得找工作，老家依然没我的位置，我只能回到北京。

在酒吧喝酒看到的留言（受访者供图）

这些年，我像是在同一层壳里晃悠，没怎么探索过公司和家以外的地方，也没认识什么新的朋友。唯一变化的是心态。我总觉得时不我待。年轻的时候，真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无所有、负债，都没问题。但30岁不一样。我觉得30岁的人必须得有点什么，哪怕精神世界有点什么也行。但我，什么也没有。连一个可以依靠的人，我爸也不在了。之前都是他给我托底，我欠了钱、开店，都是我爸出钱摆平。我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巨大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我喜欢摩托车，想骑那种很好的摩托车。我也想结婚，生孩子，买房子，买车。

如果老家能找到合适的工作，我其实也回去了，可我只能赖在北京，永远没有安全感，永远得思考我要怎么办。难道四五十岁也在这个地方，租房子，每天领着这点工资吗？想想真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