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我生活在多伦多，已经做了两年自由职业者。从2023年大学结课开始，我辗转于加拿大各地的偏远小镇、海岛打工，这些工作大多包食宿，我陆续攒了5万多加币（约合人民币25万元）。这个钱都没有达到一个普通全职工作者的平均年薪，但已经足够我生活。

《鬼怪》剧照

我租住在一个来加拿大生活多年的中国家庭里。房子位于多伦多的郊区，周边都是安静的民宅，有不少印度人住在这里，阳光好的时候他们会在公园草坪上野餐、烧烤。步行十多分钟，才能到商业区。家里男主人是个卡车司机，不常回来，我和女房东相处得很好，有时还帮她接送孩子。我的卧室在二楼，租金比市价收得低。房间不大，窗边靠墙摆着一张小床，对面是一张书桌，门边是柜子和衣橱。不工作的时候，我就在屋里做钩织手工、看剧，或是外出运动、去图书馆学法语。

最近我在做一份零工，到独居老人家里铲雪、扫落叶，或是入户简单打扫，每次工作一小时左右。我还在社交平台上接“陪伴师”的单子，陪附近的女性客户外出问诊、散步、拍照、聊天，或者分享一些我的技能与经验。她们大多很孤独，在地广人稀的加拿大，难以交到朋友，有的人会参加社交活动，但没有机会谈心。比如有一个客户说自己有三个月没出门和人交流了，叫我到她家吃一顿她做的饭。

李雪雪曾打工生活过的地方（受访者供图）

这样松散和闲适的生活状态，与我刚来加拿大那几年截然不同。我是高二独自一人来到加拿大温哥华的，父母说是为了让我见世面——他们对我的期待和我的目标是进入名牌大学、入职大公司。我住在一个教育局随机匹配的寄宿家庭。那时我才17岁，从来没有出过国，甚至没有独自旅行过。

照顾我的是一对来自江苏的夫妻，这对夫妻是“老移民”，活得努力又谨慎，正职工作以外还在家里开补习班，家里接收了三个留学生。他们来机场接我，但又说接我是他们“义务之外的事”。自此我就有种寄人篱下的感受。他们还提醒我们不要踩邻居白人家的草坪，会被骂。女主人在餐食上也苛刻，早餐是夹了一片芝士的面包，午餐是前夜的剩饭。平时我尽量不打扰他们，却被女主人指责说我冷漠、疏离。

《九部的检察官》剧照

后来我换了个家庭，一开始相处得很好，不过女主人在怀孕后开始对气味敏感，非说闻到我身上有“老人味”，不喜欢我。后来又换了一家寄宿家庭。我那时痛苦而孤独。刚来加拿大，我对如何坐公交车、如何选课都不熟悉，没人能教我，一切只能靠我自己摸索。但这些东西，我不知道该跟谁说。我认识一些中国留学生，我们会一起出去玩，却不会倾诉这些话题。父母我更不指望。他们一直对我期望很高。我初中时一度为青春痘长了满脸而困扰，他们叫我不要管，专心学习。我想他们也接受不了我因为在寄宿家庭受委屈而回国。那段时间，学校老师判断我有抑郁的倾向。

我能想到的唯一办法就是把自己的日程填满。从小我就是这么做的。在温哥华，下午3点钟放学后我到图书馆学习、做兼职、义工，尽量晚回家。后来我申请到了多伦多大学，主攻统计学、辅修心理学。身边的同学都很“卷”，留学生的压力尤其大。我参加过不少教育机构举办的讲座，都在强调大学期间要尽早实习，为日后申请“永居”做准备。从大一开始我一边上课一边实习，做过市场、咨询类的工作，还给心理咨询平台写公众号文章。我的社交也几乎都围绕着为了给工作增添人脉而展开。一切都是为了让简历更好看。

李雪雪在加拿大生活时看到的景象（受访者供图）

直到大二的暑假，像是写定的乐章滑入一个意外的音符，我第一次看到生活不同的可能性。我到意大利读暑校，开始尝试在周末独自去附近的城镇旅行。惴惴不安地坐火车启程，遇到过种种突发情况，错过末班车，走夜路，遇到看起来危险的流浪者，这些既往生活鲜有的经验每次都让我觉得恐惧、庆幸，回家后却又兴奋。有一次我在佛罗伦萨的一座桥上看日落，夕阳即将沉入湖水，桥面上聚集着形形色色的路人，一个人在弹吉他，其他人自然地跟随着音乐舞动身体，暖黄色的余晖在他们身上勾起轮廓，所有人看起来都是那么自在和纯粹。我在一旁看了一会，眼泪不自觉地就流了下来，有人上前关心我，拉我一起跳舞，叫我“别哭了，开心一点”。

回去后我时时回味起那个黄昏，意识到自己一直都在埋头苦干，只有那个时刻真正感受到了世界。我开始试着让自己慢下来，享受阳光与大自然，不再每天冲着去图书馆。但父母、身边人不时的询问，还是会把我拉回到现实。

2022年11月，怀揣着“看世界”的愿望，我第一次尝试“打工换宿”，去了加拿大东南部的一个偏远农场里，连网络都没有。30个从世界各地而来的人生活在这里，有夫妻、情侣，也有老人和孩子。他们穿着自己做的相同样式的衣服，晨间一起唱歌、跳舞、诵读圣经，之后在农场劳作，还在城里经营一家非营利餐厅。工作并不劳累。我和他们聊起这几年上学、实习的疲惫，说起在学校里我和室友很少交流，甚至很难碰面，自己为人际关系而困扰。农场里的人说很心疼我。在这片隔绝互联网的土地上，人与人间反而更有社群的温暖，相比之下城市才像真正的荒野。

2024年，李雪雪在码头的餐厅打工（受访者供图）

这样的体验深深吸引着我。第二年12月，读大四的我提前修完了大学课程，结束最后一门考试后立刻收拾行李前往新一个目的地。接下来的两年里，我几乎没有停歇，一站一站地去往不同的偏远小镇，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结识不同的人。进入广阔的天地，我最先感受到的却是匮乏。我发现自己好像不会和人聊天。我以为自己有很多工作经验，比同龄人优秀，但在打工的地方每每和陌生人寒暄时，我常感觉尴尬和僵硬，而寒暄又是做服务行业必备的技巧。

我发现自己常不自觉地用傲慢掩盖自己的匮乏。在一个偏远小镇的机场打工时，雇主常带我去和他的朋友们聊天，我听着他兴致勃勃的讲述自己新铺了地板，在一旁插不进话，觉得这些琐事没什么好聊的。我总希望与人探讨一些深入的话题，比如彼此的文化背景。雇主对于我在中国的生活很感兴趣，他问起我父母的工作，但我发现自己只是模糊地知道父母做生意，对于他们创业的细节、具体的工作内容并不了解——我习惯了按部就班的学习、工作，对生活的细节缺乏感受。

李雪雪在农场打工时所拍的照片（受访者供图）

在一个农场里我和一群德国年轻人一起包饺子，我看到他们并不擅长，就让他们不要包了，都由我来做。一个人却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点鼓励？”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事方式带上了令我讨厌的父母的影子。我和父母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远的。自我记事起，我就看到父母总在为生意忙碌。他们有时把我带到城郊的外婆家，骗我说很快来接我，结果没出现。小时候我很活泼，总发出魔性的笑声，还调皮地踩碎过街上一家卫浴店的陶瓷便池。父母几次表露出不满后，我渐渐地变得内敛，学着让自己变得懂事，觉得这样父母会更喜欢我。

我用功学习、从不出门乱交朋友，也不早恋，成绩一直在班级前十。身边的亲戚都称赞我是“别人家的孩子”。父母倒又觉得我变得太内向了。我想努力变外向但不知道要如何实现，反而更自卑了。我父亲一直是冷淡疏离的，每次跟他分享事情他都不怎么回应。有一次他开车顺路送我去一个地方，却没提前问我具体的地址，只从我和母亲的对话中猜测了一个大概的位置，当我告诉他送错了，他索性把车撂给我和母亲叫我们自己开车去。我察觉到他其实很内耗，即使是面对亲人，错过了沟通的时机后就不愿意再开口，哪怕只是简单地问一句。

《爸爸是女儿》剧照

我也继承了一部分他的压抑与克制。初二，我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不仅看着别扭丑陋，还经常疼痒难耐。我变得自卑，对于路人震惊地打量我的目光很敏感。班主任安慰我说，这样就没有早恋的机会，可以专心学习了。母亲周末给我带来她在网上看来的偏方药膏，我觉得这不管用，希望她能带我去医院治疗一段时间。但又想，母亲肯定认为学业为重，去医院浪费时间。我没有向母亲开口。

刚开始旅居打工的几个月，我也时常怀疑自己一个名校毕业生成为了没有社会身份的人，这样的选择是否正确。我也担心如果自己一直这样做，到30岁可能会成为一个生活经历丰富但缺少专业技能的人。当我向母亲谈起自己的迷茫时，她总会趁势劝我回归寻常的轨道，父亲也评价我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玩”。我感受不到他们的支持，一度和他们减少联系。父母很希望我能拿到加拿大的永居，但我实在不想为了一张纸而花时间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旅居的过程中，李雪雪会做帮人遛狗的兼职。不只获得了报酬，她也很喜欢和不同的狗相处、与它们的主人交流（受访者供图）

四处打工后，我接触到了不少鼓励、包容的环境。在我去的第一个农场，我只是随口提到我喜欢吃面条，他们就去当地的亚洲超市买来米粉给我煮着吃。包饺子时我说中国的习俗会在饺子里包硬币，吃到的人有福气，他们拒绝了这个提议，怕小孩吃到不安全。但饺子出锅后他们把我支开，等我回来时发现他们专门包了一个带硬币的饺子放在我的碗里。离开那个农场时，有四个人开着面包车送我去公交车站，他们从面包车里探出头，向我挥动手臂与我告别，还跟我说如果我在外面累了可以随时回来。

在一次次的鼓励中，我越来越清楚地了解自我，也学会更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感受。路上碰到工人在装罐三文鱼，我想去体验便直接去提议帮忙，最后得到两大袋边角料回去熬汤。在一个跳舞派对上，我安静地坐着享受音乐，有人拉我去跳舞，叫我“放开自己”，我大方地告诉对方我并不喜欢跳舞，我选择不跳就是不在意别人的眼光了。我旅居的行李很简洁，只有一个皮箱和一个背包，装着电脑和必备的衣物，但有一个收集朋友给的信件和纪念品的文件袋越装越满。

《无法成为野兽的我们》剧照

像是在度假村、民宿这样的工作场合，人与人的距离很近，天然地容易出现摩擦与矛盾。去年夏天我工作的钓鱼小岛上，领导总是要事无巨细地要求我们一切按照她的想法来，哪怕是餐布铺多长、给客人准备什么样的菜。以前我遇到争吵总会在内心烦恼很久，但也是在那个团体里，我看到一个女生总能很好地“对事不对人”，只解决具体的问题，不把情绪迁移到人身上。我试着向她学习，渐渐地也感受到自己的改变。我不再是一个没有爱好与情绪的“空心人”。

大学毕业后我和大部分同学都没了联系，只偶尔刷到他们的社交动态，他们不是读研就是在常规的公司上班，为获得永居身份奔波，不少人也会在帖子里提到自己其实很迷茫。去年10月回到多伦多后，我去见了读大学时的朋友。之前我有点害怕见她们，觉得自己选择了不同的路径，怕彼此聊不到一起。和她们见面后，我发现虽然我们生活的场所不同，境遇却是相似的。有个朋友在我出发前在银行工作，她说这两年她从银行辞职后做过销售、市场部的工作，现在也在做各种兼职和自媒体。大家都觉得没必要勉强自己，要去寻找自己真正喜欢的事。

李雪雪在旅居打工地居住过的房车（受访者供图）

想来想去，我觉得我的选择并非逃避现实，纵使现在的工作经历确实不能给我的简历增光添彩，但我获得了一些技能与人格上的成长。比如我修了心理学，如果我未来真的决定做一个心理咨询师，这几年积累的与人沟通的能力也能派上用场。我也意识到我享受了旅途给我的爱与疗愈，也要接纳自己没有社会身份的事实，接纳负面情绪与可能遇到的伤害。

（本文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6年第4期。应采访对象要求，李雪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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