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琨：

我看过贾樟柯先生的《风流一代》，印象很深。当时我参加了首映式。我们以往的观影经验中，总是被演员吸引，他们在一个空间中穿行、对话、冲突，故事由此展开。但在《风流一代》里，我有一种不同的感受。

作为建筑师，我看到的，是那两个人物几乎没怎么变化，而他们身后的空间，从前现代到转型、高速建设时期，几十年的中国建筑与城市景象，全在电影中呼啸而过。

这种“时间的压缩”，在建筑里几乎做不到。建筑可以被推倒重建，新的又会变旧，再经历旧改，但建筑无法在短时间内，把几十年的空间变迁如此集中地呈现在你眼前。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启发。

 贾樟柯《风流一代》剧照

之前有一位我的导演朋友来成都拍电影，借用了我们的厂房和工作室。我在旁边观察，看他如何用镜头处理空间、让空间在运动中说话。那一刻我感受到，电影在空间的使用上，有一种建筑无法实现的表现力。

电影能捕捉一个民族的图像史，也能从猫的视角去观察世界；建筑师则主要创造空间，空间是被人使用的。所有人都在使用空间，但导演使用空间的方式是带着象征与表达性的。

所以在今年的人文城市奖主题“故事剧场”中，我提出希望能有导演的参与。建筑师擅长“做剧场”，但“故事”仍是最有表现力的方式。建筑为剧场提供容器，而导演让故事发生。

贾樟柯、刘家琨在“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舞台上

贾樟柯：

对于一个导演来说，创作中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叫做“看景”。无论编剧还是导演，故事写得再好，我们首先要寻找人。谁来演？谁能把文字中的人物变成银幕上活生生的人物？其次，这些故事要发生在不同的空间里：那些空间是什么？

同样一个火车站，我们是拍成都火车站，还是拍北京火车站？同样一个剧场，我们是拍这个剧场，还是拍那个剧场？

由于职业习惯，“看景”成为我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不仅是寻找一个拍摄地那么简单，在感受和选择不同建筑物的过程中，电影的视觉、人文气质已经被潜移默化地奠定下来。

 贾樟柯《小武》剧照

对我来说，我是一个看建筑的人。

2006年拍《三峡好人》时，我第一次进入三峡。那时我从宜昌坐客轮逆流而上，往奉节、巫山方向走。一路上首先看到的是自然的景观，两岸的巫山云雨、神女峰，在烟雾缭绕中，长江两边的风景充满中国美学的意味，让人联想到李白的“轻舟已过万重山”。

但很快，岸边便出现了人造的景观。从巴东到巫山再到奉节，一路依江而建的城市、房屋、建筑，像一幅移动的山水画，在视线中展开。沿着长江漂流时，人造景观与自然景观如何相处、如何并置，就自然呈现在眼前。

 贾樟柯《三峡好人》剧照

当你进入一个更具体的空间，比如一间房间、一个街区、一条街道，我们大体能感受到这些空间与建筑背后承载的是怎样的生活，人们如何在其中劳作、居住、呼吸。

空间里充满细节。哪怕是空无一人的房间，通过门的开合、窗的方向、桌上摆放的物件，都能让我们想象出无数故事。

我记得刚学电影时，老师告诉我们：“电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艺术。”那时我不太理解，只以为把空间拍好看，挑颜色、挑透视就行。后来我读到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一句话，他说：“我在拍电影时，每到一个空间，都会与这个空间交谈几分钟。”

起初我没太明白。随着经验的积累，我慢慢理解了这句话。确实，空间会反过来给予我们东西。它有千言万语，有无数个故事在其中，它的每一道痕迹都在讲述自己的过去。关键在于，我们能不能读懂，能不能接收到。

 贾樟柯《三峡好人》剧照

刘家琨：

我常年做建筑，做空间。但我始终觉得，如果一个空间没有人的使用，就像一把没有被演奏的乐器。

当你真正想象那把乐器“奏响”时的状态，你的思考就会完全不同。你要钻进那把小提琴的内部去看，它其实像一座教堂，有光、有影、有回声。但如果没有人让它响起，它也只是一个空壳。

所以，要让一个空间真正有意义，它必须被“奏响”。而在我看来，导演，就是让空间奏响的人。

贾樟柯：

我是聆听者而已。

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参与过一个建筑的双年展，那是第一届深圳香港建筑双年展，我担任开闭幕式的导演。那时我就对建筑很感兴趣。那届双年展的主题叫“城市再生”。

这一次有机会成为第三届三联人文城市奖的联合主席，我特别想看一看二十年以后我们的城市如何再生，它朝着什么方向再生。

从拍电影的角度来说，总会有人问导演：“你这部电影的灵感从哪里来？”好像灵感是一个天外来物，说不太清楚。但归纳下来，我觉得我大部分电影有两个灵感来源：一个是人物，比如《小武》中的主角，比如《三峡好人》中的群像；另一个就是空间。

我第一次以空间为题的是一部纪录电影，叫《公共场所》。那时DV刚刚兴起。我1993年考入电影学院，到拍那部片时差不多十年，一直生活在北京。

 贾樟柯《公共场所》剧照

那年有一个机会拍纪录片，是一个艺术家的合作项目，由三位导演各拍三十分钟，策展主题是“空间”，每个人都可以选不同的空间。我马上想到要拍公共空间。原因很简单，我想回到那些离开已久、没去过的小城市、县城的公共空间里去流连、去驻足、去感受。

我选择了山西大同。大家可能知道，大同当时面临很大的能源枯竭问题。它完全是以煤为产业中心的城市，那几年煤价低迷，处在低潮期。社会上甚至有谣言，说那里的煤矿工人都要迁到新疆去当石油工人。

听说那是一个充满狂欢气质的城市，所有公共场所、娱乐场所、餐饮娱乐都非常爆满。我从来没去过大同，虽然它离我的故乡不远。去了之后，在那些公共场所里，当我进入空间的那一刻，确实就像提着摄影机走进了一个戏剧舞台。

 贾樟柯《公共场所》剧照

我们即兴拍摄，捕捉了许多发生在摄影机面前的故事。有的有情节、有连续性，有的只是一个瞬间的片段，但都能带来故事的联想。

我记得在一个矿区的公共汽车站，我们拍摄时天色将晚。即将离开的时候，镜头里闯入一个女性，她神色匆匆地追赶一辆公共汽车，但车门已经关上，汽车开走了。她停下来等待下一辆车。摄影机没有关机，继续游走着，跟随她。突然，站台上出现一个男性，他们开始私密地聊天。那一刻，故事感一下就出现了。

如果这位女性赶上了前一趟车，也许我们就不会看到她的另一面。显然她和那个男性有某种情感关系。后来他们激烈争吵，下一辆公共汽车到来时，她黯然上车，留下男性站在原地。那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对于故事来说，这个空间本身演出了一个戏剧。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更多细节，但在那个初春的黄昏、起风的空气里，它演出了一场人间戏剧。而那个舞台，就是车站的站台。

贾樟柯《公共场所》剧照

同样的故事，在卡拉OK、汽车站、公共汽车车厢、餐厅里，我们都能看到。对我来说，建筑与空间，也是电影的重要角色。就像安东尼奥尼说的“跟空间交谈几分钟”，空间是会讲故事的。我记得一次偶然的机会，也是在大同，走进一个基本废弃的工人俱乐部。推开尘封的门，我被前厅豪华的水晶灯震撼。虽然落满尘土，但那是定制的水晶灯。旋转楼梯、两层剧场的结构，都非常精美。

当我推开第二道门，进入座席区，整个座椅还在，舞台还在，只是布满灰尘。那一刻我觉得，这个故事或许就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物，讲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变化。

我们能想象，这剧场建于六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初，那时工厂火热，矿山兴旺，几千上万工人同时工作。他们有千人剧场，有很多福利，否则不会有这样精致的装饰。虽然如今门窗坍塌、人去楼空，但它像一座纪念碑，停留在那里，等我们去听，去感受。

贾樟柯在“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上演讲

多年后我在成都拍《二十四城记》，讲的也是有关工厂的故事。和在大同的呈现方式有所不同，在成都，我们找到了那些故事的主人公，那些工人师傅，让他们自己讲述他们的故事。

那时我发现，大同的工人俱乐部和成都的工厂，这两个地方、两个场景，虽然拍摄方式不同，但其实在讲同一个故事。像两个回声，讲述的都是时代变迁。

 贾樟柯《二十四城记》剧照

有时我们会觉得读一本书能获得很多，有时听一位老人叙叙旧也能收获很多。有人说，每一位长者都是一个伟人，因为他经历了时间的过渡，看尽世间的兴衰。慢慢地我懂得，每一个建筑也可能是一个老师。它有时人满为患，有时空空如也。读懂一座建筑，它会给叙事者、创作者带来许多故事的想象。

对导演来说，我们往往首先要成为一个读建筑的人、聆听建筑的人，从建筑中去感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变化。

后来，除了电影，我在九年前开始筹备平遥国际电影展。又回到了空间与城市再生的话题。平遥是一座有将近三千年历史的古城，是保存最完整的明代城市之一。城中有一个废弃的柴油机厂，我决定把电影节展放在那里。

我想选这个地方有两层含义。

首先，平遥古城是一个活着的古城。它虽然有电线、现代的痕迹，但古代城市结构还在，而且两万人仍在其中生活。传统的生活方式依旧：街上能听到远处娶媳妇的鞭炮声、敲锣打鼓的声音，仪式仍在举办。

我觉得应该把电影节展放在这里，让一个只有一百三十年历史的年轻的电影艺术，放进一座有两千多年故事可讲的古城。

 第九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平遥之夜”特别活动

©平遥国际电影展

其次，要把它放进一个真实的生活空间。人们还在这里劳作、生息，店铺、理发店、小摊贩照常营业。我想，在那儿办电影展，也是把它放进一个真实的生活场里。

选址时，我们请了清华建筑设计院的廉毅锐老师作为建筑师，一起勘察并设计。我们想，如何让一个工业遗址既保留它的痕迹，又能承担新的功能？柴油机厂停产多年，成了荒废之地，我们希望把它改造成电影与文化的场景。

经过共同努力，这九年来，平遥国际电影展每年都在那儿举办，厂区也常态化地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对我来说，又想起二十年前建筑双年展的主题，如何让“城市再生”。

 平遥电影宫航拍画面

©平遥国际电影展

今年三联人文城市奖入围的25个项目，我发现它们和电影很像。过去我们常感叹：每年都有全民热议的电影走进影院，大家口口相传，热烈讨论。现在这样的电影仍有，但更多的是社群化、垂直化。不同的影片拥有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影片与不同人群共振。

有时我们电影人也会失落，为什么如今大部分电影都是一两千万票房，偶尔才有全民热看的？但反过来想，如果这是一个个性化的年代，如果我们追求多元文化，那多元就意味着分众、意味着垂直的社群。

既然希望文化状态是多元的，那无论电影还是建筑，也都会出现这种分众化、个性化、为使用者考虑的趋势。

贾樟柯在“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活动现场

今天看到这么多新的建筑和空间，它们考虑到具体社群的需求，考虑社区是否需要更多公共生活，考虑如何更新生活的世界与城市。

这些设计越来越与使用者产生互动与关联，关注生活者的感受，创造更适合人群生活的空间。我觉得这与电影的处境很像，是一种积极正面的趋势。

过去我们称一些宏伟的建筑为“纪念碑”，它们记录历史的大事件，是某个时代的总结。而未来，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建筑，成为生活的相册，甚至家庭的录影，更加为具体的人着想。

运营编辑：毕然

“城市与我们：故事剧场”年度分享以剧场的结构展开，七幕议题依次铺陈，从建筑与影像到文学与城市规划，再到青年视角与身体表达。

从时间到空间，从现实到想象，这场“年度分享”是一场关于叙事的集体排演。不同学科的创造者以各自的语言讲述城市的故事，也共同回应同一个问题：当城市成为剧场，我们如何在其中生活？

序幕

刘家琨×贾樟柯：城市的两重叙事

第一幕 · 城市与时间

贾樟柯：电影追逐的，是时间流过城市的声音

第二幕 · 叙事与留痕

李敬泽：都是快闪，文学还能留下什么？

第三幕 · 成年的城市，新的剧本

李晓江：城市“成年之后”，会走向哪里？

第四幕 · 青年之声

黑灯：看不见的城市

第五幕 · 电影中的未来城市

戴锦华：好未来？坏未来？

第六幕 · 城市车间

曹斐：从工厂到农场，无人化会是我们的未来吗？

第七幕 · 身体与社会的临时剧场

陶冶：当我们在城市里一起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