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作为一名记者，我和无数陌生人有过短暂而又亲密的交集，但此后就再也不会见面了。不过，我会时不常地想起他们，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文｜袁越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前两天，我飞到牙买加采访博尔特的家人。旅馆前台帮我找了一位名叫安德里的出租车司机，用他那辆1991年产的丰田卡罗拉把我送到了距离首都金斯顿200多公里远的博尔特家。途中需要穿越牙买加的中央山脉，盘山公路年久失修，到处都是坑。那辆卡罗拉的里程表早就封顶了，排气管也完全失灵，发动机听上去像是F1赛车。安德里的驾驶风格也像F1赛车手，一有机会就把油门踩到底，每次拐弯轮胎都会吱吱作响，我手心的汗一直没干过。

好在安德里是个健谈的司机，一路说个不停，减轻了我的焦虑。我很快就知道他当年29岁，未婚，但和前女友生了两个孩子，全都跟妈妈住，靠他每月付的抚养费为生。而他又交了一个新女友，可惜因为没钱买房，所以两人一直无法结婚。他夸了一路自己的新女朋友有多么好，让我好生羡慕。

我们开了大半天才到达博尔特的家，又在那个小村庄里采访了两天才回到金斯顿。安德里陪了我整整3天，我的很多关于牙买加和博尔特的知识都是从他那里获得的。我也跟他讲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同样听得津津有味。采访结束后，我付了他200美元租车费，然后跟他握手道别，从此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了。

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句话，大意是说很多人已经和你见完了此生的最后一面。这句话虽然也适用于那些曾经在你身边坐了一路的高铁乘客，或者那些曾经和你有过短暂交集的大厦保安，但我们真正在意的肯定是那些曾经和我们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却因为各种原因从此再无联系的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他们就是我们生命中最难忘的过客。

作为记者，我这辈子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当年我和安德里形影不离地在一起相处了3天，互相称兄道弟，然后这个人突然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我甚至连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留下，只在一次中途休息时我出于好奇对着那辆残破不堪的卡罗拉随手按下了快门，留下了关于这个人唯一的影像资料。

2009年，我去印加古道徒步，又遇到过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她就是我的秘鲁导游胡安妮塔。我很快就看出她其实不喜欢这份工作，讲解景点历史时三心二意，而且经常犯错。但她心地善良，把我和另外3位游客照顾得非常好。那次徒步长达4天3夜，我俩经常边走边聊，很快我就知道了她的故事。原来她出身贫寒，父母借了一大笔钱供她上了一所旅游学校，所以她必须挣钱还债。其实她对政治很感兴趣，经常滔滔不绝地跟我讲导游们团结起来搞罢工的故事。不过她讲着讲着又说漏了嘴，承认秘鲁的前保守派总统藤森也没那么坏，起码他主持扩建了秘鲁的公路网，导游们终于可以不再忍受原来的泥土路了。

我幸运地留下了一张她的照片，可惜忘记保留她的通讯地址了，因此我这辈子肯定是再也见不到她了，也永远不会知道她是否还清了父母的贷款，以及她心目中的那个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理想究竟有没有实现。

2011年我还有一次难忘的经历值得一提。那年5月我去埃及采访阿拉伯之春，联系上了那场运动的“幕后黑手”穆斯林兄弟会。对方邀请我去旁听他们的一次秘密会议，地点设在开罗郊区的一个中产阶级小区内。那天来开会的有十来个兄弟会的高层领导，除了大学教授、商人和艺术家之外，居然还包括几个蓝领工人模样的中年人，以及一位半岛电视台的主持人。据我观察，他发表讲话的时间最长，大家也听得最认真。

因为会议用的是阿拉伯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便找了个借口离开会议室，和门口的那位保镖聊起天来。他的英语虽然不是特别好，但却一直很努力地跟我交谈。他说他今年只有22岁，白天在一家小公司上班，帮人修电脑，晚上给穆斯林兄弟会当保镖，每个月能挣900埃镑（约合人民币1000元）。他喜欢健身，靠当健身教练挣了不少外快。他虽然是个穆斯林，但却很喜欢看好莱坞电影，也很喜欢听流行音乐。他的理想就是学好英语，多多挣钱，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和她一起去看世界。

来埃及之前，我满脑子都是国际局势和派系斗争，是这位年轻的保镖让我意识到埃及年轻人其实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年轻人没啥区别，大家想要的只是一个通过努力过上好日子的机会而已，也许这才是阿拉伯之春背后的真正原因吧。可惜我们正聊到兴头上时秘密会议结束了，我立刻跑去采访参会代表，采访结束之后那位保镖也下班回家了，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这辈子肯定也不会再见到他了。

不过，即使我知道他的名字，也记下了他的联系方式，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联系他了，因为我俩的生活状态和知识背景相差太大，几乎不可能成为朋友。事实上，根据英国人类学家罗宾·邓巴的研究结果，大部分人能够维持稳定朋友关系的人数上限是150人，多了我们的大脑就难以应付了。我不是社交达人，肯定没有精力维持一个庞大的社交网络。但我的工作性质让我认识了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人，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些人后来的生活状况，毕竟我曾经跟他们共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

感谢互联网，让我获得了很多这样的机会。2003年我生平第一次当背包客，去阿根廷转了一大圈。当我旅行到一个叫做马德普拉塔的城市时在大街上邂逅了3名正在寻找游客练习英语口语的中学生，于是我们几个人结伴同行，在马德普拉塔逛了一整天，我帮他们练英语，他们带我看风景。3人当中英语最好的是那位名叫萨布丽娜的姑娘，于是我俩在脸书上加了好友。之后的那些年里我偶尔会上脸书看看她的主页，知道她已经结了婚，生活得很幸福。2023年，我因为要写麦哲伦的故事，突发奇想上脸书向她咨询在巴塔哥尼亚开车的秘诀。那是我俩时隔20年后的第一次通讯，没想到她依然记得我，很快给我发来一篇长长的攻略，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一年后她和丈夫来美国玩，需要购买一场NBA比赛的门票，我用美国的手机号帮她收了购票网站的验证码，解决了她的燃眉之急。虽然我俩其实再也没见过面，但感觉依然是可以相互信赖的朋友。

2009年我去里约热内卢参加国际肺结核大会，和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一起负责为大会编写每日新闻简报。我们白天各自去听报告，晚上聚在一起把白天听来的内容写成简讯，相互为对方审稿，然后把编辑好的稿子印成小册子在第二天发放给参会代表。一个星期的并肩战斗让大家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分手前相互留了通信地址，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维迪娅的印度记者。

我本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这些人了，没想到4年后我去印度考察佛教的发源地，临走前顺手给维迪娅发了封电子邮件，她居然立刻回复说她那几天正好在新德里，而且正准备在家里办一个记者派对，于是我应邀前往，和一大群据说是印度最顶尖的记者聊了一晚上。我发现印度记者关心的话题和中国记者非常像，除了对经济形势的担忧就是对腐败官员的声讨，夹杂着一些关于出国留学和孩子教育的经验分享。感谢维迪娅，她让我意识到中印两国虽然制度不同，但毕竟都是人口大国，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

2011年我去日本采访大地震，因为当地的公共交通全部中断，只能开私家车进入灾区。我对日本的交通状况相当陌生，也不会开右舵车，多亏当时的副主编李鸿谷给我介绍了一位旅居日本的武汉人小松菜（笔名），她说服了她的日本丈夫中岛先生（化名）用自己的私家车把我送到了灾区。小松菜当时已有身孕，但因为中岛不会说中文，便决定跟随我们一同前往，为我和中岛先生当翻译。

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那次旅程的很多细节，因为我们是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晚上出发的，一路上余震不断，中岛先生的手机预警一直响个不停，但他一点都不害怕，还跟我详细解释了手机预警的原理，以及日本人民对待地震灾害的务实态度。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我那篇地震报道最有价值的素材，和当时铺天盖地的抗震救灾煽情宣传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我们仨在中岛先生的那辆小车里共处了3天，很快就培养出了一种患难与共的感情。回到东京后我立刻把自己关在旅馆里写稿，然后便迅速飞回北京述职。我原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见到他俩了，但当时我已经有了微博，经常在上面分享个人生活。2015年我搭乘一艘邮轮做了一次环球旅行，小松菜在微博上看到了我的行踪，知道我到了东京，便给我发了封私信，于是我和他们夫妇俩时隔4年之后终于再次见面，只不过这次多了一个4岁的可爱的小男孩。

我之所以喜欢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生活，就是因为我希望我生命中遇到过的那些朋友们能够随时知道我的行踪，说不定就能找到机会再次见面。就在不久前，我突然收到一条微信，发信人是一位我认识多年却只见过一面的朋友王彦。我和她是多年前在微博上认识的，属于点赞之交。她是上海人，而我一直住在北京，很少有机会见面。有一年我去上海签售新书，她也过来捧场，我们终于见了一面，互相加了微信，但此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再后来王彦去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担任公关总监，发起了一个重走丝绸之路的活动。她从我的朋友圈里知道我很关心新能源市场，也喜欢到处旅游，便邀请我参加沙特的那段行程。于是，我俩时隔多年之后居然在沙特的海滨城市吉达又见面了。巧的是，见面那天我鬼使神差地穿了和上次上海签售一样的衣服，生活中总是充满着各种奇妙的巧合。

我的一位前同事曾经说过，记者这个行业仰仗的就是陌生人的慈悲。我当了20多年记者，认识过无数慈悲的陌生人。我从不奢望和他们都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但我也不想让他们从此成为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感谢互联网和自媒体，让我知道这些人仍然精彩地活着，这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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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球球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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