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来的妈妈”成为国际影后：因反抗家暴入狱的女性，如何重建生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号）

10-03·阅读时长23分钟

77人看过

“所有身处困境的姐妹们，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国度，如果你看了我们这部电影，能够从中得到勇气、安慰和力量，那就是我拍摄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

*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9月27日，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中国影片《监狱来的妈妈》中饰演“母亲廖红”的中国演员赵箫泓，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这是全球五大电影节之一，银贝壳奖是最重要的奖项之一。《监狱来的妈妈》是中国影片在本届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上的唯一奖项，也是赵箫泓第一次拍摄电影。

电影根据赵箫泓的亲身经历改编，赵箫泓饰演因反抗家暴、过失致丈夫死亡入狱，出狱后努力重建生活、修复亲情的母亲。在颁奖礼上，赵箫泓说：“所有身处困境的姐妹们，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国度，如果你看了我们这部电影，能够从中得到勇气、安慰和力量，那就是我拍摄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

我们专访了《监狱来的妈妈》导演秦晓宇，影片从筹划到面世，历时七年。秦晓宇讲述他为何想拍这样一部电影，如何在监狱中发现了赵箫泓并被她打动。

记者｜李晓洁

编辑｜王珊

三联生活周刊：这部电影从2018年开始计划，为什么想到去监狱拍摄？

秦晓宇：之所以起心动念去监狱拍，主要原因是，我认为监狱是一个故事的蓝海。那里有充满个性和复杂性的边缘人物，有善恶是非观念的激烈碰撞，有极具矛盾冲突的故事，有强烈的现实世界性；但另一方面那又是一个很神秘、一般人并不了解，甚至充满了误解的一个空间。而电影需要有个性的人物，需要矛盾的、跌宕起伏的故事，同时我认为电影也需要深入现实、聚焦困境，关注无名者，这些是我对监狱题材感兴趣的一些原因。

《监狱来的妈妈》剧照

国内一般的编剧似乎不大触碰监狱题材，而真正有监狱工作经历或服刑经历的人，大部分可能欠缺一些电影创作经验或文艺创造力，要么被某种“高墙思维”拘束住了，这也是监狱题材的影视作品数量少、好作品更少的主要原因。

我们是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为获得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做了许多申请和办理手续的工作，最后得到了司法部相关部门的批准与支持。

三联生活周刊：您曾在采访中提到，一开始的计划是去拍摄纪录片，而不是故事片？

秦晓宇：我最初的想法，是去拍摄关于监狱的纪录片，通过真实的影像来记录真实的监狱、真实的狱警和服刑人员，因为纪录片有责任传递不为人知的真相。当我走进监狱采访之后，才发现自己之前的许多刻板印象，或从文学作品得到的监狱图景，大都是错误和失真的。

比如我在采访过程中发现，不少人对监狱还停留在“牢头狱霸”拉帮结派，欺负新犯人的认识上，并不知道由于现代化监控设备的运用，监狱中已不存在监管死角，就连狱警执法也处于监控之下，甭说“牢头狱霸”了，打架斗殴的现象都很少发生。男监如此，女监更是这样。当然监狱毕竟是惩戒场所，规矩很严，有各种约束，而惩罚也不一定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关禁闭，惩罚措施可以是禁止去监狱超市购物，禁止打亲情电话，禁止亲情会见，取消减刑机会等等，这些在我看来比罚禁闭要严厉得多。

但这些让我更加坚定想拍摄这一题材。因为很多人可能跟我对监狱的误解是一样的，那既然我能够进监狱拍，就有责任拍出我看到的真实状况。

三联生活周刊：你去了哪些监狱调研采访？在这个过程中给了你哪些灵感或启示？

秦晓宇：我去过东北的几座重刑犯监狱、普通监狱和女子监狱，也去了陕西的西安、咸阳、延安的监狱，一共十几所。

我在哈尔滨监狱，读到了服刑人员自己编辑的诗歌刊物《丑石》，里面诗歌的写作水准让我大为惊讶，我是诗人，也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我被《丑石》里的诗篇深深打动。当一个人被拘禁于高墙之内，远离至爱亲朋与社会生活，会迸发出对于故乡与亲人的强烈情感，这种经历与情感还涉及罪与罚、沉沦与成长等等命题。所以他们的诗歌并不是无病呻吟。

这些我如果不进入监狱，可能永远都不了解的情况，帮助我从多个维度去看待这些高墙之内的人，而不是只聚焦于“有罪”。

三联生活周刊：是什么契机让你看到了赵箫泓，并决定以她为主角？

秦晓宇：我是在女监采风过程中遇见箫泓。

箫泓是女子监狱文艺队的成员，她们的工作主要是服务监狱的业余文化生活——监狱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也需要文化娱乐生活。此外，文艺队也为偶尔来监狱参观的人做一些警示教育的演出。

我对于监狱文艺队本身有一定好奇，这是全世界监狱题材的电影几乎没有表现过的一类犯人。队员们形象比较好，因为工作需要允许留长发，个个能歌善舞，像箫泓的画就画得不错，手工也做得好，她会弹钢琴、吹笛子，也是文艺队的女高音歌手。

记得最开始我还没确定要拍故事片时，我先跟这些文艺队成员逐一聊天，有一个问题我问了所有人：“你愿不愿意拍摄一部纪录片？”绝大部分人说不愿意，不想曝光，怕给家人抹黑。但箫泓却回答得很干脆，她说我愿意，我有一些东西一直憋在心里，而且，如果我的故事能带给其他女性一些启示或教训，我觉得是有意义的。当时我就生出一种敬重之感。那天我们聊了很久，除了她的个人故事，她给我的另一个强烈印象是，表情特别丰富。通常服刑人员接受我的采访，开始都比较拘谨，而她却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情绪写在脸上，并且说起自己的事十分坦率，还告诉我她心理问题比较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箫泓有着什么样的经历？

秦晓宇：箫泓是个农村姑娘，从小在养父母家长大，养父母都是农民，最初没孩子，就领养了她，后来生下自己的孩子。箫泓对养父母和亲生父母都比较孝顺，我们在电影里给她设置了一个走江湖卖艺的父亲，这是虚构。起初箫泓的养父母反对她拍这部电影，但箫泓很坚持，也说服了他们。

箫泓从小喜欢唱歌，天生嗓子就好。她中专毕业后在幼儿园当了两年老师，她的婚姻属于半包办式的，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她跟对方短暂相处没多久就结婚了。她曾告诉我，她没谈过恋爱就结婚了，彼此并没有很深的了解，这可能是她悲剧命运的起点。后来，他们有了孩子，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箫泓的儿子断奶不久，她为了赚钱养家，就在婚庆公司找了份司仪主持的工作，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不久后，她在一次反抗丈夫家暴时，发生意外，被判刑入狱。

可以说，真正促使我决定拍摄故事片的因素，就是箫泓这个人，让我强烈地想要创作一个以她为原型的故事。我在那时意识到，她过去的生活不可复现，但作为重要的背景故事，需要以某种方式呈现，而不能被纪录片的工作原则拘束住。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不确定性，出狱后她能否得到奶奶同意，未来跟儿子一起生活，完全是未知数。所以我需要去创作剧本，并且根据未来的变化相应调整。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不确定性，让你们在拍摄上有什么调整吗？

秦晓宇：开机后，我们在监狱中的拍摄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用纪录片的方式记录箫泓的生活；另一种，我们按照剧本设计分镜和调度，一条不满意就重拍，这完全是故事片的工作方法，也是用得更多的方式。箫泓需要像所有专业演员那样，去酝酿情绪、进行表演。她的悟性很高，很快适应了这种拍摄方式，经常有精彩的发挥。

箫泓因为表现良好、余刑不满一年，且有未成年子女需要照顾，经法院裁定，予以特赦。而我们的拍摄，也就跟随她转移到了监狱之外。后来电影成片中，也主要是故事片方式拍摄的素材，以及极少量记录式素材，我管我们的创作方法叫虚实相生。

从剧本阶段，我和编剧苏竞元、唐晓白就跟箫泓一起讨论，箫泓在台词、细节和人物塑造方面，贡献了不少想法。我们想要紧紧贴着箫泓的内心和性格，我们也会观察她可能对自己习焉不察的一些方面、一些潜意识层面的东西。从一开始，我就对箫泓说，我请求你对我彻底坦诚，我需要更深地了解你，我会暂时悬置我的一切道德判断。现在回头看，她对我是足够坦诚的，这份坦诚、信任，对这部电影帮助很大。在圣塞电影节获奖时，她在获奖感言中说我们俩人的关系超越了演员与导演，更是战友和亲人，这其实也是我想对她说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箫泓她自己也有许多想法要表达，她想表达的是什么？

秦晓宇：她在不同阶段跟我说过她的想法，大致有这么几点：其一，她觉得对于婚姻这件事，不论男女，只要在结婚前有一丁点犹豫，那就先别结。我看过她当年的结婚录像，镜头里的她一点都不开心。其二，她觉得自己当年很柔弱，反而是进监狱之后，一点点变得坚强了。一个人可以没钱，甚至被剥夺自由，但是不能失去内心的坚强和希望。这两者才是生活的真正支点。其三，她觉得坐牢对于她还不是最大的惩罚，最大的惩罚是，她入狱时孩子一岁多，然后就是十年完全没见过孩子，这才是对于一个母亲的酷刑。

在狱中时，她通过想象，给孩子画了一整本画册。我在狱中看了那本画册，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后来拍摄出狱后的生活，布置她跟孩子一起居住的房间时，在他们娘俩的床头，我挑出一些画，让美术老师惠夜杰把它们贴在床边，其他东西一律不许布置。虽然从美术设计上讲不太好看，但我执意要这样做，因为我知道那些画带给我的感触有多深，我想将它们变成母子生活的氛围。

三联生活周刊：用素人做演员，以故事片的形式演自己的经历，你以前有过类似的拍摄经验吗？这次开拍前是否会有担心？

秦晓宇：我之前担任监制、制片人与出品人的儿童故事片《第一次的离别》，就都是纯素人。我拍摄工人诗人、临终关怀医院老人的纪录片，都是纯素人。纪录片也要立人物、讲故事。

像赵箫泓这样的人，本身就是极富魅力与个性的人物，这对于电影有很大的加持。很多故事片虽然有动人的故事，但欠缺真实感、现实性，很多纪录片有真实性，但是不会讲故事，我希望一部电影兼而有之，当然所有电影，不管纪录电影还是故事片，都要立人物，这是电影的核心工作。开拍前，我担心的都是电影拍摄以外的事情，创作本身我并不担心。这倒不是说我对自己的导演能力如何自信，而只是因为我有足够的耐心，我会精简摄制组人员，拉长拍摄周期，直到满意为止。

三联生活周刊：电影2019年开机，据说后期做了五年，为什么会这么久？

秦晓宇：我们后期的确做了很久，原因之一是，对一些地方我们始终都不太满意。比如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结尾，之前的各种设计差强人意，我们需要为此继续创作。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演员。电影中的角色，比如廖红（箫泓饰演的角色）的父亲，文艺队狱友出狱后，来投奔廖红的朱琳，另一位出狱的大姐大花姐等等，我们都可以请专业演员来演。

但是廖红这个角色，还有儿子和奶奶，别人真的很难演好。影片中饰演廖红儿子乐乐的，我们就用了箫泓的儿子皓宇。现在的很多童星家庭条件也都比较好，其他孩子也没有皓宇的童年经历和心境，很难驾驭这个角色。但当时皓宇还未成年，我们很难估量影片出来以后，网络上的各种说法，会对他造成什么影响，那影片就暂时不出来为好，这也是电影的所有出品方都认同的一点。今年皓宇已经十八岁了，成年了，长成了一个很帅的大小伙子，我开玩笑说完全可以走颜值路线，那这部影片就可以问世了。

现在箫泓、孩子和奶奶他们仨相处得很好。孩子平时住校，周六日和箫泓生活，假期去看望奶奶。皓宇是个很懂事的孩子。当然，截至我们最后拍摄日的2021年8月，真实的情况是，箫泓母子还没能像电影里表现得那样，在一起生活。所以《监狱来的妈妈》仍然是一部故事片，不是纪录片。不过奶奶、箫泓、皓宇通过拍摄这部电影，相互感受和理解对方，齐心协力做好一件事情，对于解开那个原本解不开的死结，是有挺大帮助的，这是我当时的愿望，现在看来结果也是好的，这一点我很欣慰。

三联生活周刊：回顾电影电影2018年开始策划，2019年开拍，那个时候，监狱或者家暴题材的电影在国内状况似乎还不是很多？甚至社会议题中，讨论一个被家暴的女性，如何重建生活的话题都不是很多？

秦晓宇：在圣塞电影节的记者会上，有位西班牙记者说，根据调查，西班牙每天收到的家暴报警电话是500起。而中国女性，尤其广大农村，可能比西班牙女性更习惯于忍受、沉默和原谅，这都是不对的。最近几年这些题材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随着年轻一代女性的崛起，她们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明显增强，对于家暴更加痛恨，当然也是因为自媒体、短视频更发达，很多声音由此可以被听见了。

赵箫泓在第73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发表“银贝壳”最佳女主角获奖感言（视频截图）

我说一个我走访了那么多监狱和服刑人员的观察。男性的暴力犯罪，往往是自身的原因，或有攻击性倾向，或习惯用暴力来解决问题；女性针对女性的暴力，更多是青春期的霸凌。女性针对男性的暴力，很多都是情非得已的反抗或激情犯罪，因为女性的身体强壮程度大都比不了男性，所以轻易不会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就算用这种方式也往往会吃亏。

箫泓当时所在监狱，是中国《反家庭暴力法》立法时重点调研的机构之一，那里有几桩惨案，当事人我也采访过，她们是罪犯不假，但听了她们的遭遇，你也不禁会对她们的境遇产生同情。

三联生活周刊：最近两年，也有相似题材的电影出现在国内影院，比如《向阳花》《出走的决心》，甚至有网友称这是现实版的《酱园弄》，你对这些怎么看？

秦晓宇：我很高兴看到《向阳花》《出走的决心》《酱园弄》这些作品的出现。我们共同在做一件事：打破沉默，让那些被忽略的女性的命运、困境与韧性，被更多人看见、讨论和思考。

我也注意到有些网友把我们的电影称为“现实版《酱园弄》”。这种说法在我看来，与其说是比较，不如说是观众一种强烈的“代餐”心理。它反映了观众对于更质朴、更能照见自身周遭现实的叙事有一种饥渴。大家并不是在比较作品的高下，而是在寻找一种能填补内心某种空缺的“真实感”。如果《监狱来的妈妈》不辜负观众对于“真实”的期待，那对我们七年的坚持是最大的肯定。

赵箫泓分享个人感想（视频截图）

《监狱来的妈妈》案情并不复杂，我们侧重于女主角艰难的精神历程，以及一个家庭在悲剧发生后，如何在高墙内外艰难重生的过程。这背后也关联着一个更大的社会议题：服刑人员出狱后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不只是再就业问题，也包括消除歧视。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结束后，箫泓的生活、工作状态如何？电影预计什么时候在国内公映？

秦晓宇：就像影片里表现得那样，廖红出狱后打过一些零工，后来主要在长安古乐团工作。那里工资并不高，为了养孩子，她也利用自己唱歌的特长，做过直播。

长安古乐团的团长是李铠老师，也参演了我们的电影。他工作之余，去监狱进行帮教，教授监狱文艺队成员古乐演唱和演奏，他就这样认识了箫泓。箫泓出狱后没多久，李老师接纳她在古乐团工作。乐团里大部分是老人，箫泓很快就成为台柱子。一开始吹笛子，后来司鼓和负责讲解。尽管她始终很努力，但日子还是挺拮据的。好在现在母子关系比较融洽——虽然跟电影里表现得差不多，孩子当面还是不肯叫妈妈，但是他跟人打电话时，箫泓听到了他管她叫妈。有一次箫泓生病，他还给她做饭、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