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由张子枫、马伊琍主演的《花漾少女杀人事件》（下文简称《花漾少女》），是新人导演周璟豪的长片首作，曾入围第78届戛纳电影节金摄影机奖。电影直面优绩主义对于东亚亲子关系的扭曲，以及花漾少女充满疼痛的抗争。张子枫和马伊琍贡献了一流的表演。

电影拥有不错的完成度，但失之于烂尾——将母女关系收束于“你情我愿”的虚假和解。

文｜从易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电影围绕花样滑冰选手江宁（张子枫饰）展开。她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王霜（马伊琍饰）也是她的教练。职业生涯的最后机会近在眼前，江宁正拼尽全力训练，渴望抓住这扇可能会关闭的门。

天才少女钟灵（丁湘源饰）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钟灵仿佛天生为冰场而生，轻盈灵动的姿态很快吸引了王霜的目光，她将更多关注投向钟灵。

三人的关系变得微妙。看着钟灵轻易就完成了自己苦练多年的动作，并夺走母亲的关注，江宁内心的焦虑与不甘日渐累积。最终，压抑爆发——深夜的冰场上，锋利的冰刀划过钟灵的脖颈，花漾少女“杀人”了……

江宁与钟灵的关系，让人联想到《黑天鹅》中妮娜与她想象中的竞争者，不同的是，《花漾少女》中母女关系的重要性先于江宁与钟灵之间的关系，张子枫与马伊琍强大的表演，更加凸显出了母女关系的存在感。

当然，如果将电影中王霜换成父亲，一切仍是成立的。在路演时，有观众提问电影中为何没有出现父亲的角色，导演周璟豪的回答是，他在调研中确实发现更多孩子，是由母亲在陪伴训练，“但电影中没有父亲的角色，跟表达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新人导演的第一部作品，人物关系我希望简单一点”。

电影并非单一地刻画东亚母女关系，而是聚焦于一种更广泛、更普遍的，被优绩主义扭曲的东亚亲子关系。

优绩主义虽然是在20世纪才广泛流行的概念，但这种概念将成功视为个人奋斗的结果、将失败归因于努力的不足，在东亚社会早就有几千年的历史。我们长期依赖单一的评价标准，比如考试成绩、学历背景、薪资水平等等，来衡量人的价值，所有人被迫朝同一个方向拼命奔跑。在学生时代，我们大多经历过“唯分数论”，不论你是走传统的读书道路，还是选择练体育、学围棋、练花滑，成绩几乎是唯一的判断标准。

优绩主义也深刻影响了东亚的亲子关系。在很多家庭中，孩子是否“优绩”，是父母给予爱的前提，父母对孩子的爱和孩子的表现挂钩。孩子成绩好、考上好学校、找到体面的工作，父母就会更满意、更疼爱；如果孩子表现平平，父母就会失望，会发火，会打骂。“有条件的爱”让很多孩子从小就感受到压力，觉得必须优秀才能得到父母的认可。  

王霜对江宁的态度，取决于江宁在冰场的表现。江宁的每一次跳跃和旋转，都在接受绩效评估。江宁在冰场摔倒或者表现不佳，王霜的态度就是“冷暴力”——冷漠、冷眼、无视，或者是冷言冷语的回应——你都这么差了，我还有什么训练你的必要？坦白讲，看到王霜对江宁的“低气压”我心有余悸。父母对孩子的“冷暴力”（冷漠、忽视、拒绝沟通），有时比单纯的批评和发火对孩子的打击更深，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上的虐待和剥削。

钟灵出现后，天赋异禀的她轻松完成江宁苦练多年的动作，并迅速成为王霜的新希望。王霜表现对江宁的“抛弃”，暗示女儿不再是最优选择。这种“可替换”的逻辑，不仅否定了江宁作为独立个体的价值，也否认了江宁作为母亲女儿的不可取代性。在优绩主义体系下，竞争取代了情感连接，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父母以“别人家的孩子”来刺激自家小孩，甚至社交平台上“大号废了，练小号”的说法也颇为流行……虽然家长多是以玩笑的口吻，但这些说辞本质是对孩子的情感虐待。

当父母以爱的分配与否来操控孩子的喜怒哀乐，孩子的主体性或被绞杀，像江宁一样陷入精神分裂状态并不意外。花漾女子“杀人”，只是少女精神崩溃后的幻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在优绩主义的渗透下，由东亚家庭扭曲的亲子关系所导致的悲剧不时发生。受害者可能是一个天才围棋少年，也可能是一个培养出名校高材生的家长。

《花漾少女》并不只是一个东亚母亲把学花滑的女儿“逼疯”的故事，也是一个为了技艺“不疯魔不成活”的故事。

在《黑天鹅》和《爆裂鼓手》中，也存在把主人公“逼疯”的角色，但这个角色不是母亲。主人公对于“疯”的状态是“甘之如饴”的，为了抵达艺术的更高境界，他们甘愿忍受被逼迫、被打压的痛苦。用我们很熟悉的话说，就是“不疯魔不成活”，为了“成活”，他们甘愿“疯魔”。

《黑天鹅》剧照

“不疯魔不成活”出自京剧行当，但它也是艺术创作领域的经典准则，即，如果不达到痴迷疯癫的状态，就很难在行当里实现突破。它指向一种极端投入的创作状态——创作者必须将全部生命能量灌注到艺术中，甚至模糊现实与艺术的界限，才能产生打动人心的作品。

不论是《霸王别姬》里的京剧，《黑天鹅》里的芭蕾舞，《爆裂鼓手》里的鼓手，《追月》里的越剧，还是这一次《花漾少女》中的花滑，这些技艺的本质，是对“艺术规律”的掌握与重构。常规训练只能达到熟练，“疯魔”状态下，技艺占据了个体，个体不再是技艺规律的模仿者，而是技艺规律得以显现的载体。换句话说，一个“疯魔”的表演者会从“有意识控制”变成“无意识运用”，个体与技艺合而为一，痛苦与狂喜同时降临。

比如从三观的视角评判，《爆裂鼓手》中的魔鬼导师弗莱彻就是一个大变态，把男主角当“狗”一样训。可男主角为何不逃离？因为对技艺精进的渴求，已经变成他的一种内在强迫。常规状态下的快乐多依赖外部反馈（如认可、奖励），而“疯魔”中的快乐源于主体对自身创造力的直接确证，具有纯粹性与自足性，成为支撑他忍受痛苦的核心动力。只是，“不疯魔不成活”从来都具有两面性。当对技艺的追求压倒一切时，个体的其他维度，比如情感、社交、健康等，可能会被系统性忽视，从而变成对创作者生命整体性的某种剥夺，好像其他快乐都不快乐了。

《爆裂鼓手》剧照

这种“不疯魔不成活”的状态，也存在于江宁身上。

母亲一直在逼迫她、情感剥夺她，但江宁甘于忍受，也未曾真正反抗。电影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江宁屡次向母亲主动提及训练，有时候没有训练时，她怀疑母亲是在故意惩罚她。这既说明江宁成为“训练机器”，同时也说明，每天上冰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当江宁无法突破三周半跳，一次次重重摔倒在冰面上，她就一次次重来，她从未因为打压或失败，而对花滑产生厌倦，对冰面产生恐惧。她是爱花滑的，她渴望突破，当她顺利完成一次三周半时，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她表情闪过的那难得的笑容——不是普通的快乐，是一种突破关卡的、释然的、自由的、成为主宰者的快乐。

坏处是，江宁与《黑天鹅》里的妮娜一样，走向了精神分裂。为了实现技艺上的突破，她分裂出一个竞争对手钟灵，更催生出了个性中的黑暗人格。她嫉恨钟灵，举报她，在无法毁掉她后最终“杀”了她。

但江宁又不完全等同于妮娜，她终究是一个东亚小孩。对于一个东亚女性来说，对于某种技艺的追求，意义并不只局限于技艺本身。

这让我想起了帮助何赛飞拿到2023年金鸡影后的《追月》。何赛飞饰演的戚老师对越剧极致投入与痴迷，但她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早年她以肉体交换演出机会；后来她前往省城发展，除寄钱外，对三个孩子近乎“自生自灭”般疏于照料；女儿未婚先孕时，她仅让儿子带女儿去打胎，自己则赶去北京完成演出，间接导致儿子入狱、女儿精神失常……电影打破了东亚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主流期待，塑造出一个为追求艺术理想，不惜牺牲家庭责任、充满野心与自私的女性形象，促使观众反思母职与个人实现的矛盾。

《追月》剧照

江宁不是一个所谓的“温良恭俭让”的女孩，她充满野心，从不掩饰对胜利的渴求，不回避竞争中的阴暗心理，不将欲望包装成“被迫为之”的无奈。但也恰恰是她这种有些“疯”的精神状态，让她没有被母亲的打压完全摧毁。试想一下，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东亚乖女孩，很难扛住一个王霜式母亲的冷暴力，但江宁的叛逆和野心让她始终保持着一种尖锐的自我意识——哪怕这种自我意识是扭曲的。母亲用冷暴力逼她训练时，她用更疯狂的练习怼回去，母亲把希望转移到钟灵身上时，她不是自怨自艾，而是用极端手段清除这个对手……

这样的“疯魔”非常痛苦，无异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不乖”，或者说“疯”一点，有时也是弱者仅有的抗争了。

观看《花漾少女》时，我的心情一直很复杂。我确实在这部电影中看到很多经典电影的影子，但导演在学习借鉴其他影片的基础上，加入的那些我们能感同身受的“东亚式”观察和表达，也值得鼓励。

直到电影行进到收尾时刻，导演直白又冗长地揭示江宁与钟灵的关系时，“担忧”成了我最主要的感受——这部电影是不是要收不住了？

《花漾少女》终究不是又一部《黑天鹅》或《爆裂鼓手》，它的核心不是对于追求艺术过程中，极致痛苦与极致快乐并存的探讨。所以，这部电影不需要一个“团圆”或“圆满”的结局，电影必须以母女一方的相对胜利，来实现对某个主题的极致表达——要么是母亲“胜利”了，扭曲的亲子关系最终泯灭了一个东亚女孩，要么是女孩“胜利”了，她以“疯魔”完成对扭曲亲子关系的突围，让母亲在失败中痛苦并反思。一旦电影是某种“圆满”，电影就变成囫囵吞枣——什么都有一点，最后什么表达都不极致，落入了空洞。

很遗憾，《花漾少女》走向这个糟糕的结尾。

王霜向江宁坦白，自己从未具备夺冠实力，自己的职业生涯也并非因为江宁而结束，并出于保护女儿的目的，她主动希望女儿可以终止比赛。这个转变突兀且割裂。前90分钟里，王霜是那个会冷眼看着女儿摔倒在冰面头也不回的魔鬼教练，是用“你毁了我的职业生涯”绑架女儿的母亲，是一个屡次无视医生警告、利用女儿的精神分裂来刺激女儿出成绩的偏执狂，何以到了这时，她突然推翻了自己十几年的执念？这种坦白来得太过轻易，仿佛之前那些歇斯底里的控制、那些近乎虐待的严苛训练，都只是一场可以随时遗忘的噩梦。被父母伤害的“东亚小孩”，需要的不是这种轻飘飘的和解。

江宁也“原谅”了母亲，她坦言自己想赢，自己需要母亲的逼迫，“如果没有一个压迫的母亲，我又如何开脱呢”。这相当于母亲的打压合理化了。事实上，那个松弛的钟灵本就是她，热爱和野心足以成为江宁的驱动力，反而是因为母亲的打压，她不能真正放松地享受花滑。

所以，江宁知道真相的这一刻，应该是她挣脱母亲控制的时刻，是她夺回主体性的时刻，不是什么母女“你情我愿”的和解时刻。现实中，多少人在打压下崩溃？多少人的热爱，在打压下变成“憎恶”？多少人即使取得成就，仍要花费一生去治愈童年的创伤？

《花漾少女》以“东亚”的框架，重新诠释一些经典的类型故事，这可以帮助新人导演找到一条可以借鉴的叙事路径，并承载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以更本土的议题打动国内观众。可惜的是，电影虽然敏锐发现了很多问题，但它无力解答，“包饺子”的收尾消解了前90分钟建立的批判力度，系统性压迫烟消云散，就像握紧的拳头打在棉花上，那些让东亚观众感同身受的窒息感，一下子就坠入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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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 审核：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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