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说胸中事/同上酒家楼

在中国共产党对美交往和经济政策史上，冀朝鼎作为一个十分奇特的存在，时常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在今天依然还是一个传说。

  文｜韩毓海

一

冀朝鼎生于1903年，山西汾阳人，地主出身，其父冀贡泉在科举废除那一年（1905）获得功名，1911年毕业于明治大学，他剪了辫子回国，先后担任过山西教育厅厅长（1912）和山西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18）。

冀贡泉还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与鲁迅对桌办公，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教会鲁迅喝汾酒。鲁迅小说里，与叙述者喝酒的人往往来自山西，《在酒楼上》的吕纬甫住在太原，《孤独者》里的魏连殳客居太谷，“我提着两包闻喜名产的煮饼”走在冷月下山西的旧城里。鲁迅擅于写月亮，下笔最好的是山西的月亮——这种描写当然不是偶然。

早期共产党里面，著名的山西人是高君宇，家在汾河边上的静乐。读北大的时候他还叫高尚德，这名字听起来与高崇德（高岗）如同兄弟，他与石评梅的爱情好比梁山伯与祝英台，轰轰烈烈。

鲁迅对于山西人评价却不高，也许这是因了高长虹的缘故，长虹把许广平称为“月亮”，而“月亮”是蒋介石把兄弟许崇智的表妹，当年的外省青年只有仰望的份。

因老实反被认为精明，因正直而被视为保守，因拘谨而被视为古怪——山西的尴尬一如既往，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天下形势最有利于山西”，而“三家分晋”后，山西却再仿佛再也支棱不起来了，山西人傅山（1607-1684）曾经说，阮籍听到母亲死讯后饮酒数斗，饮就是哭，喝下的是烧心的眼泪，《孤独者》里魏连殳在祖母下葬时的表现也是这样：“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晋剧《傅山进京》，山西的老百姓看了哭，而外面的人却都不能理解他们哭的是什么。

1916年，年仅13岁的冀朝鼎考入清华学校，在那里接受了6年美式精英教育，那时的新学堂与今天截然相反，那时的大学不知道什么是帽子什么是核心期刊（《新青年》当然也不是核心），学校领导完全不成体统，丝毫不像个领导，“不做官，不打麻将，不纳妾”这是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三不主义”。校园生活毫无乐趣，那时的校园生活仿佛“月亮与六便士”——大学如同清寂的朗月，靠六便士养活清贫的天才，而这六便士还是自己凑的。

当韦东奕——小韦老师成为珍稀保护对象的时候，人们忘记了历史上正经的大学就起源于寂寞与贫穷，而1916年的清华尤其寂寞，属于“政府不管，美国不顾，陈独秀不来”的荒凉地，就读清华大学期间，就在这寂寞中，冀朝鼎与施滉、梅汝璈等仿桃园结义组织“超桃”会。当时，施滉是清华学生会主席，冀朝鼎则是学生刊物《修业杂志》主编，他们彼此欣赏、互相批评，分享的财富不过“六便士”，那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内卷”、什么是“拼爹”，钱多一毫在他们看来都是奢侈浪费、都是亵渎，而就靠一个旧火炉和两张摇摇欲坠的破桌子，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便在寂寞与清贫的北大校园里升起，如月光一样照彻了黑暗里中国和人类的路。

后来，除了梅汝璈外，“超桃”会的成员都成了早期共产党人，而梅汝璈则担任了东京审判的大法官。

在寂寞与贫穷中，他们天才的形象穿透历史，如月光一样皎然而明亮。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旧制度与大革命》是高尚的法国贵族的壮剧，他们在沙龙里一次次演出这样的莎乐美：为了真理、爱情和纯粹良知，不惜拿自己的头殉了真理，而当沙龙里的壮举变成现实，当他们在大革命中走向断头台，也许并不知道正是他们自己沙龙里的“启蒙”，呼唤出了改天换地的“大革命”。

中国也有过自己高尚的大学和高尚的知识分子，1917年，北大的邓中夏出钱请人力车夫罢工，清华的冀朝鼎花钱买了一匹马送给穷人，而自己为此饿了半年肚子。过去是鞋匠起义要当老爷，如今是少爷起义要当鞋匠，这是“新青年”，这是年轻的北大，是少年的清华——这是中国大学的高大尚时代。

当你老了，走不动了，当你无法想象高尚的时候，你才怀念高尚的大学，寄希望于“韦神”。“卡玛一座城啊，走也走不到，手也摸不着---”

人们供奉寂寞与清贫的神，是因为他们需要追名逐利。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变成进步必须请客吃饭，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当大学成为名利场，知识就建立在公司而不是学校的基础上了。

这是另外一种天翻地覆慨而慷。

1919年，热血少年冀朝鼎参加了五四运动，在六三大宣传时被捕， 那个时候，他只有 16岁。6月3日那天，北洋政府抓学生最多，瞿秋白、张国焘同日被捕，北大刘仁静也是那天被抓进去的，当时也只有 17岁，法庭审判，问刘何以被抓，他竟茫然不知。被捕学生中，北大最小的是刘仁静，清华最小的是冀朝鼎。而巴黎和会消息传来，在北大兼课的冀贡泉出资80元，资助学生给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发电报抗议——“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天下的兴亡”，冀家父子二人都参加了五四运动。”

1924年8月22日，21岁的冀朝鼎和62名清华优秀毕业生，登上“杰斐逊总统号”客轮赴美留学，出国前，“超桃”的成员集体去北大拜访了李大钊，而李大钊则告诫清华学生“勿囫囵吞枣接受帝国主义影响”。

1924年，北京清华学堂清华甲子级同学毕业合影，（坐左一）梅汝璈、（坐右一）章友江，站一排（左一）冀朝鼎、（左四）施滉、（左五）胡敦元，倒数第二排（右五）徐永瑛

从留下的照片看，当年的冀朝鼎高大英俊，着深色外套配浅色西裤，戴大礼帽，表情凝重，也许从那一刻起，那首歌就已经诞生，而这首歌将注定了他的一生：

回家,回家/我需要你/别再哭，就让他走/再多痛苦的等候/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

山西远了，汾河远了，自由女神近了，而自由女神是一厢情愿的法国人送给美国的礼物，美国的白人移民与其说从欧洲带了自由去，不如说带去了阶级制度，种族隔离是最保守的贵族思想，光荣孤立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赤裸裸的嫌贫爱富是美国的性格。当72位清华学子横跨太平洋的时候，适逢美国颁布《移民法案》（法案禁止该年5月26日入境华人入籍），美国的种族主义给冀朝鼎上了深刻的第一课，抵美后，“超桃”的八个成员分别就读于不同的大学，冀朝鼎独自去了芝加哥大学读法律，在芝加哥的第一年，冀朝鼎成绩优秀，但却形单影只，没有一个朋友。

在国内，他已经反复读到芝加哥，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已经详细地描述了芝加哥，1886年，芝加哥爆发工人运动，这成为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源。而命运把冀朝鼎独自送到了芝加哥。

美国与中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却把芝加哥与上海紧密地联系为“汉莎同盟”那样的“姊妹城市”。棉纱与钢铁贸易的联系，使芝加哥与上海，几乎本能地把彼此城市行会的行动，看做自己的行动，1925年的五卅运动重燃了冀朝鼎的热情，芝加哥因为“五卅运动”而产生的对上海的关注，使冀朝鼎的才华再次有了用武之地，22岁的冀朝鼎在芝加哥华人中积极组织五卅运动后援会，创办了《芝加哥华侨报》，并在华盛顿公园发表激情洋溢的演讲，他操着熟练的法律语言，引述行会的条例，令芝加哥的听众为之陶醉——历史的契机，使这个年轻的留学生几乎一下子就成了两个“世界城市”之间的桥梁。

芝加哥恰是美国共产党总部所在地，冀朝鼎的口才、学识和组织能力，立即吸引了美国共产党人查尔斯·希普曼的注意，希普曼是共产国际的主要成员，曾与罗易、鲍罗廷一起参加过共产国际二大，当时他正在筹建“全美反帝同盟”，他把冀朝鼎发展为同盟成员，成为这个国际俱乐部的会员。

清华学生曾经在校园里模仿西方的俱乐部，而当冀朝鼎真正加入芝加哥工人俱乐部的时候，他知道那里不但讨论足球、棒球，不仅交流技术和科学，还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未来世界的蓝图——多年之后，中国的主要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工人俱乐部，而这就是邓中夏、李立三和冀朝鼎当年出没的地方，它的会员当然比李嘉诚的“长安俱乐部”要多得多。作为芝加哥工人俱乐部会员，冀朝鼎就是这样融入了美国文化，而这种文化就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普森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正是从这种文化中产生了“无数的优秀发明家、组织家、新闻撰稿人和思想理论家，以及《萌芽》的作者——左拉这样伟大的作家”。

1925年，全美中国学生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冀朝鼎凭借在芝加哥社会的影响力，取代他的清华学长施璜当选全美中国学生会主席，因为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活动只限于校园之内和同乡之间，而冀朝鼎已经逐渐融入美国社会和美国文化，从那时起，他开始积极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包括参与1925年10月召开的全美黑人劳工大会，美共机关刊物《工人月刊》刊载了其演讲照片，照片里的冀朝鼎振臂高呼，好像在竞选市长，而这幅图片的说明引述了其演讲结语：“帝国主义的世界正在消失，让我们携手团结一切反帝力量，超越种族、信仰、国家的藩篱”。

由于在希普曼领导的“全美反帝同盟”中脱颖而出，1927年1月29日，冀朝鼎作为美国代表，从纽约启程参加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世界反帝大会，这是全球反帝统一战线的盛会，宋庆龄、尼赫鲁、罗曼·罗兰和高尔基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冀朝鼎是最年轻的会议代表，尽管代表的是美国（或者说是美国共产党），这是他第一次跻身于国际舞台，对于形成其国际视野帮助极大。

正是在参会的途中，在横跨大西洋的船上，他邂逅了自纽约赴巴黎旅游的哈里特·莱文，莱文出身于俄裔犹太移民家庭，其父母靠在时代广场的水果摊起家成为中产，全家都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社会主义，那时莱文刚刚结束了一场失败的恋爱，去欧洲散心。

在横渡大西洋的船上，泰坦尼克号的故事从来是个热门话题，而冀朝鼎在闲聊中准确地说出了这次灾难的死亡比例，以冷静的阶级论解构了庸俗的爱情故事——泰坦尼克号搭载的20只救生艇可以容纳1100人，但结果却是：一等舱死了5人，二等舱死了13人，而三等舱244名乘客中死了141人，其中的阶级差异显而易见。冀朝鼎冷静、现实的分析，疗愈了被爱所伤的姑娘。

得知莱文的前男友是银行的出纳，冀朝鼎说出了那句令莱文毕生难忘的话：小姐，您给我五美元，我给你世界上最完美的银行体系——咱们成交吧。

莱文心中的月亮在浩渺的大西洋夜空升起，冀朝鼎与莱文一见钟情，月亮与六便士，月亮在大西洋浩渺的夜空升起，而那首歌也一起升起，跨越时空，地老天荒：

我每天晚上在这里/哪里也不想去/可是我好爱你/我觉得我离不开你/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别说分手/回家，回家---我需要你/马上来我的身边---

回家，回到美国，他们闪电般步入婚姻，从此冀朝鼎在纽约有了家，而这个家庭——正如冀朝鼎所追求的那样——超越了种族、宗教、国家的藩篱。

冀朝鼎与妻子莱文和两个孩子

在当时种族主义盛行的纽约，一个白人姑娘嫁给华人是非常奇特的景观，而他们度蜜月的方式则更为叛逆。1927年9月，伉俪二人再次从纽约出发，到达柏林。由于当时的魏玛政府政策宽松，他们取得了俄国签证，改道莫斯科，尽管他们旅行的最终目的地不是莫斯科而是德国法兰克福，只是由于新娘莱文的突发奇想，他们打算途中去观摩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让他们的婚礼也成为一次庆典。

在莫斯科的停留，使莱文见证了冀朝鼎的“娘家人”究竟是干什么的——此前她以为新郎孑然一身，这个娘家人叫邓中夏—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一个滔滔雄辩的理论家，早在五四运动期间，冀朝鼎就已经与邓中夏结为好友，邓的父亲邓典谟，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都曾在民国政府做官。

邓中夏在中共六大上的代表编号为0001，在莫斯科，冀朝鼎首先参加了赤色工会工作，并担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邓中夏的翻译和秘书——当然是分文不取的义务劳动，而这也是冀朝鼎第一次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接触，而其卓越的学识和外语能力令中共代表团如获至宝，于是，蜜月旅行就这样变成了义务劳动。在此期间，冀朝鼎密集参与了1928年3月的赤色工会国际大会、6-7月的中共六大、7-8月的共产国际六大。

也正是中共六大期间，冀朝鼎结识了大他五岁的周恩来。后来，冀朝鼎说，当他遇到周恩来，就感觉仿佛与自己的“母亲”重逢。冀朝鼎的母亲早逝，继母与他同年同月同日生——事实上，在此后的岁月里，周恩来一直赞美着、呵护着天才冀朝鼎，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默默保护他，尽最大的能力给他提供条件，甚至，每当有人责难冀朝鼎时，周恩来都下意识地认为——这就是责难周恩来自己。

当真理与爱结合在一起，冀朝鼎找到了家，从那时起，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开始在周恩来“单线”领导下工作，直到60岁猝然而逝。

二

1929年7月，冀朝鼎离开苏联，再赴法兰克福参加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原本冀朝鼎曾打算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并确实在此与邓小平、叶剑英、王明等结识，但周恩来果断安排他离开——毕竟那时苏联和中山大学正在开始“肃反”，而邓中夏就是在那时开罪于王明，还有一点是：周恩来认为冀朝鼎在学术上前途无量，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需要学问。

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经济史的研究与关注达到高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郭沫若、王学文等正依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论，与陶希圣、陈独秀等人展开“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这深深地吸引了冀朝鼎，促使他从法学的研究转向了经济史的研究——这一转向与马克思本人的学术经历完全一致。

在法兰克福会议上，冀朝鼎结识了德国共产党人卡尔·魏特夫，并就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进行深入讨论，冀朝鼎力图为中国历史研究奠定唯物主义的基础，正如马克思从市民社会的分析出发一样，冀朝鼎把自中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交往与联合，建立在“水利工程”的基础上。

冀朝鼎不仅揭示了中国的市场经济与社会工程——水利事业的关系，正是在法兰克福的讨论中，他更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肌理——“世界市场”与“世界革命”之间的关系，这里包含着极为复杂、深刻的思想命题：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康德的“公共领域”之间的矛盾，即康德所设想的普遍的交往，必须以现实的“市民社会”为基础，但现实的“市民社会”却不必然导向公共领域的普遍交往。

如果用马克思的思想来概括这种矛盾，这便是指：世界市场的扩张，并不必然导致全世界劳动者的联合，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扩张导致的恰恰是全球分裂和文明冲突。从历史的角度看，全球贸易和世界市场不能建立在抽象的市场和市民社会之上，冀朝鼎认为，正是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为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而不是相反。

冀朝鼎提议：必须从人类的角度去思考总体的历史，而不是从西方或者俄国的角度去思考“资本主义的世界史”，而这里的关键在于——如何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角度去改造世界贸易、重建世界市场？

1952年，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左一为冀朝鼎，左二为南汉宸

“亚细亚所有制形式”这一命题，从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的角度，为思考“世界市场”提供了契机。这一洞见为冀朝鼎未来五年的学术研究埋下伏笔。

在法兰克福，26岁的冀朝鼎的学识令当年也只有32岁的魏特夫大为惊讶，尽管魏特夫当时并未预见冀朝鼎这一洞见的意义。

1929年，冀朝鼎结束欧洲之行，回到美国，那一年，施璜等人因为参加美国共产党活动，丧失奖学金而被美国驱逐出境，。施璜回国后，参加了中共四大，并担任中共地下党河北省委书记，1934年被捕牺牲，此前一年，39岁的邓中夏在南京雨花台壮烈牺牲。

月亮与六便士，邓中夏和施璜——北京大学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召集人和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牺牲时口袋里却连一个铜板都没有。

月亮升起来，他们照耀着北大照耀着清华，照耀着那些他们今天认不出来的地方。

那一年，冀朝鼎也被终止了奖学金，但因为已经与美国人结婚，才免于被驱逐出境。那一年，邓中夏和施璜都已经牺牲了，他们把诗歌和学问留给了冀朝鼎，他知道自己必须活下去。

那一年，留在美国的冀朝鼎与表亲贾菲夫妇一起创办了《今日中国》。这个杂志成为宣传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窗口，我自己曾经住过纽约东八街，离冀朝鼎在美国的家很近，可惜当时我不知道那里离冀朝鼎的家只有500米。

当时，冀朝鼎生活极为拮据，贾菲后来回忆说，在布鲁克林的家族聚会上，经济困顿的冀朝鼎曾放豪言说：根据他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足可以创办世界上最好的金融体系。而贾菲问他需要多少投资，冀朝鼎回答说“五美元足矣”——当年大家一笑了之，绝未想到，冀朝鼎后来果然在金融界大显身手，并最终参与创建了以人民币为核心的新中国金融体系。

1936年，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而博士论文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这篇论文震惊了美国政界与学界，随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在纽约出版，给冀朝鼎带来了巨大学术声誉，魏特夫等人在《太平洋评论》和《美国历史研究》撰文评论。拉铁摩尔称其“完全刷新了对世界史的认识”，而李约瑟则认为“所有研究中国的学生都必须读这本书”。

1937年3月，冀朝鼎与贾菲、毕森、菲尔德、拉铁摩尔共同创办《美亚》月刊，与立足草根、立场激进的《今日中国》不同，《美亚》的办刊宗旨面向美国美国决策层。办刊资金主要来自贾菲和菲尔德，后者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秘书长卡特的助手，而拉铁摩尔则是《太平洋事务》的主编。

《美亚》杂志创办三个月之后，冀朝鼎的美国亲戚朋友们（亲友团）便到达延安，成为第一个到访延安的美国智库代表团，这次精心策划的行动之所以成功，显然是因为冀朝鼎与中共高层——特别是周恩来有着“单线联系”。

延安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媒体、智库交流放在中美关系的重要位置。在美国访问团里，菲利普·贾菲和夫人艾格尼斯是《今日中国》的出刊人，这个刊物是著名的《美亚》杂志的前身。艾格尼斯是冀朝鼎夫人哈里特·莱文的大表姐，那时他们都住在纽约。代表团的另外一个成员托马斯·亚瑟·毕森是冀朝鼎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窗，后来与冀朝鼎一起供职于太平洋关系研究会研究处，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

1937年6月21日，代表团到达的当晚，延安以一场月光下的赛歌会迎接美国人。在红军领袖和战士们表演节目后，在场的每个人都要求参加演出，于是，毕森先唱了一曲《我的肯塔基故乡》，在满场欢呼声中，又加唱了《跨越最后一条河》——欢迎仪式到午夜才告结束。

1937年在延安，中国共产党领袖第一次接待美国智库代表团，当年毛泽东43岁，周恩来39岁，策划这次访问的冀朝鼎，当时只有34 岁。6 月22—23 日，代表团成员分别会见了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当得知贾菲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脱口而出：“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兴隆啊！”他们在朱德家里边吃边聊，而周恩来则以英语接受了采访。

半个月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的全面抗战开始了。

批发商贾菲夫妇访问延安期间，看到红军缺医少药，回到纽约后，他们把这种情况通过冀朝鼎介绍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白劳德。于是，他们立即携手行动，成立了“国际援华委员会”，募捐筹款，并于来年1 月初，派遣了以白求恩大夫为首的美加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战。

冀朝鼎本人没有去延安，那时，冀朝鼎担任《美亚》编委，主笔“远东经济札记”专栏。他的文章吸引了美国高层的注意，这导致了他最终接受了一项由太平洋关系学会资助的美国“国家重大项目”。

太平洋关系学会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支持。1938年6月24日，太平洋国际学会秘书长爱德华·卡特正式邀请冀朝鼎加入学会的调查组，赴华开展调查，而这是冀朝鼎在美国获得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阔别13年之后，冀朝鼎第一次回到祖国，据冀朝铸的回忆，冀朝鼎的中国之行始于汉口，在那里与冀贡泉及家人会合，根据精心安排，全家坐水上飞机至重庆会见周恩来，原本打算去延安，但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冀朝鼎在华的调查工作结束后，冀贡泉携全家与冀朝鼎一起赴美进行战时统战工作，在美期间，有过留日经历的冀贡泉加入美国战时情报机构，展开对敌工作，直到1941年才与冀朝鼎一起回国，而冀朝铸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才离开哈佛大学回国。

而1938年8月10日至1939年2月初的中国考察之旅，则使冀朝鼎完成了他的另一部经典著作——《中国战时经济发展》。虽然这部著作直到1980年才得以解密出版，但正是这部著作，使冀朝鼎赢得了美国军方以及美国财政部的信任与赏识，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战时的对华政策。

1939年，为了筹措抗战资金，国民政府在美成立世界贸易公司，向美出口桐油、猪鬃等物资以换取贷款。此项目由上海商业储备银行创建者陈光甫负责，由美国财政部退休官员出面经营。因为陈光甫抗战期间被委派在美筹款，故时任驻美大使胡适以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 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赠之。

出乎意料的是，美国财政官员亨利· 怀特推荐冀朝鼎担任世界贸易公司秘书，理由是——陈光甫是江湖人士，英文不行，不懂美国经济和美国法律。

那个时候，冀朝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经历了多年的清贫生活，他在美国学界终于声名鹊起。莱文衷心希望他接受美国常春藤大学的教职，作一个纯粹的学者，而冀朝鼎却说，“我的娘家着了大火，如今一贫如洗，现在中国需要我去赚钱”。

实际上，冀朝鼎才是中美双方认定的国际贸易公司负责人，国际一切文件均由他起草。

这就决定了陈光甫与冀朝鼎关系始终不睦，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出身的冀朝鼎完全有理由将陈视为货币投机分子，而陈则将冀朝鼎称为搬弄美国法条的“小吏”。新中国成立后冀朝鼎主持新中国金融大业，首先便将陈的上海商业储备银行作为货币市场上的“投机客”赶出大陆，导致两人最终决裂，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该银行才重回上海。

从大方面看，陈与冀确实代表两种完全对立的金融路线，陈光甫的理想是仿照美联储，建立私人银行支配的金融体系，而这与冀朝鼎的主张完全不同，冀朝鼎一贯强调国家货币主权，坚持健康的货币政策必须建立在实体经济、平衡的国际贸易之上，而不是依赖于盲目的金融扩张和货币投机。这种分歧根深蒂固。

置身纽约和美国财政系统，冀朝鼎对于美国的财政金融结构极为熟悉，美国的财政金融体系缔造于美国立宪时代，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开创者。但是，与杰弗逊和麦迪逊不同，汉密尔顿的基本主张是建立一个富人支持的债务性金融体系，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是建立强大的银行联合体，以向富人借款；另一方面是通过地租税、人头税、贸易关税，以保证财政税收能够支付银行借款的利息，且仅仅是偿还利息而已。

自美国立宪时代起，杰弗逊、麦迪逊就激烈反对过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他们认为，汉密尔顿的制度设计有几个缺陷：第一，使美国政府依赖银行借款，这种借款不仅来自富人，而且来自旧大陆特别是英国；第二，使美国财政过度欠债，庞大的政府债务依赖于向老百姓课税；第三，使美国的财政体系过度依赖银行债务，这不但使美国难以独立自主，更为美国财政破产埋下了隐患。

在罗斯福新政时代，美国政府的一个态度转变，就是要扭转汉密尔顿的“债务逻辑”，以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独立自主，包括在金融方面，结束美国对于欧洲金融市场的依赖—这是当时财政部的主要观点，当然也是冀朝鼎的观点。

冀朝鼎始终谨慎地对待债务问题，在货币政策方面，究竟是追求货币稳定还是货币市场化，这又恰是冀朝鼎与宋子文、陈光甫的分歧所在。宋子文和陈光甫认为，金融必须全面市场化，政府不得干预金融市场，而冀朝鼎则主张：货币稳定是经济稳定的前提，只有维持货币稳定，才能保障民生，因此，“稳货币”是政府的重要责任，而他的这一主张，最终得到了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认同。

孔祥熙始终将在美筹款不利归结为胡适和陈光甫，认为此二人一个是江湖骗子，一个是无能文人，而陈光甫则将工作不利归咎于冀朝鼎一心追求债务与贸易的平衡，拒绝用中国政府的信用担保借款，因为这将使中国政府完全成为美国的附庸。但是，冀朝鼎的这一立场，反而加强了孔祥熙对于冀朝鼎的信任。冀朝鼎与孔祥熙同是山西人，他的父亲冀贡泉与孔祥熙关系密切。1941年，冀朝鼎离开世界贸易公司，应孔祥熙之召回国，任平准基金会秘书长，而这个基金会的工作目标就是“稳货币”，即中美英三方共同制定货币政策，使法币汇率与美元挂钩，实行“联系汇率”制度，增加对外出口，以限制法币发行和治理通货膨胀。1944年，冀朝鼎作为孔祥熙助手，参与制定布雷顿森林体系，“联系汇率”制度是这一战后金融体系的核心，而这一制度就脱胎于平准基金会。

回国后，冀朝鼎还兼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处长，并任圣约翰大学、暨南大学商学院教授。抗日战争胜利后，冀朝鼎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到上海接收日、伪金融机构。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冀朝鼎的家庭破裂了，由于聚少离多，冀朝鼎陷入了一场短暂的婚外恋，莱文果断提出离婚，带着一双儿女回了美国。

大西洋上空明朗的月亮升起又落下了，回家，回家，莱文回到了美国，可是冀朝鼎有两个家，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他必须选择一个。

莱文这样说，我的家在美国，但我的心在中国，美国与中国，永远永远，不要说分手---

“别说，不会有结果/永远永远，不要说分手/而你怎么能够，就这样放手/一去不回头/再多的痛苦，相信我也能承受/闭上眼，不再留恋/你却一遍又一遍，出现在想你的夜” 

这是一个破碎的故事，世界终究破碎，冀朝鼎没有理由不同意离婚，更是因为他那时已经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那时，他在美国的同学蒋廷黻公开指其为共产党，陈立夫因此对他展开调查，他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他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民党中统都在盯着他，而这使他的家人面临着生命威胁，而脱离关系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孔祥熙当然曾怀疑冀朝鼎是共产党，更知道中统关于冀朝鼎的黑材料有一麻袋，但最终还是亲自出面保了他，理由是冀朝鼎是管钱的人，只有他能稳住货币。

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宋子文代替孔祥熙任财政部长，完全放弃货币稳定政策，将货币发行完全交给债务市场。1948年，蒋介石打内战，需要钱，想钱想得抓狂，宋子文给他出了一招—让法币与白银和黄金脱钩，发行金圆券。作为孔祥熙派的冀朝鼎，对宋子文的一切主张都反对，唯独对这一项，非但默认，且表示支持。而蒋介石大喜过望，立即实行，结果是货币崩盘，金圆券发行一泻千里，经济崩溃，人心全失，国民党因此丢了江山。而这一改革，完全符合汉密尔顿的“金融债务逻辑”—放弃政府信用，实行货币放水。

1948年，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却突然想“自杀”， 而冀朝鼎就是那个给他递刀子的人。

事后，陈光甫和陈立夫一致认为，正是金圆券改革毁了国民党的经济，而这里的责任与其在宋子文，不如说在冀朝鼎，理由是：冀朝鼎在担任中央银行研究处处长时，已经掌握了大量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采用金圆券政策必定导致经济崩溃，但冀朝鼎却没有把这些数据告诉宋子文。

1946年底，傅作义为直接取得美援，电邀冀朝鼎任 “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冀朝鼎本已借出国开会之机到了香港，遂再北上就任，推动北平和平解放。前几年有一部轰动的电视剧《北平无战事》，据说，其中就有冀朝鼎的影子，但神龙见首不见尾，那只是一个影子而已。我们知道的仅仅是——傅作义与林彪代表的谈判，就是在冀贡泉位于景山附近的家中进行的——那一年，到冀贡泉家喝酒的人，早已经不是鲁迅了，真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陈光甫和陈立夫的判断也很快被证实，1949年5月，身着解放军军装的冀朝鼎出现在上海解放的照片里，正是他协助中国银行总经理龚饮冰接管位于外滩的中行总部。站在他身边另一位穿军装的风华绝代的女性叫罗静宜，做为冀朝鼎的清华同学，施璜的遗孀，她早已投奔延安。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成立，冀朝鼎是首任副行长、副董事长；在1950年12月美国冻结中国资产前，冀朝鼎利用在美国的关系，将中行12亿美元资产成功转移到瑞士，建国后，他在周恩来的全力支持下，创立了包括广交会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体系，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副会长。

三

冀朝鼎，这个人办过什么大事？人民币制度，“第三世界”阵营，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人民币制度为新中国奠定基础，发展对外贸易是改革开放的先声，第三世界阵营为“一带一路”开辟先河。

使货币发行与土地挂钩，这是麦迪逊的观点，美国没有采用这样的货币制度，而是使货币发行依赖于政府债务，当年发行人民币则是这样做的，人民币首先是在土地改革中，为广大的农民所接受。但麦迪逊的一个基本观点还是被美国所坚持——为了美国的独立自主，就必须保持相当规模的农业和农民 的数量—今天，美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农业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冀朝鼎的主要工作是致力于打破西方贸易封锁。他积极推动与西方国家的贸易，主张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技术，这是远见卓识。

1938年，陈光甫（左）赴美谈判时与驻美大使胡适（右）、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中）合影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冀朝鼎深刻地认识到：搞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同时，搞社会主义也不能离开世界市场，维护世界市场必须维护国际贸易的平衡，为了维护这种平衡，就需要包括汇率制度在内的一系列机制，而在这些方面，新中国必须具有发言权、掌握主动权。

西方主导的世界市场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之上，这种价值观必然导致损人利己，乃至损人不利己的“制裁与封锁”，一个更为合理的世界市场必须建立在多元文明的交流与交往之上。他还有一个观点是：西方文明不是一个整体，基于基督教罗马帝国的传统，美国、俄国、德国和英国都有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而天主教的法国则对文化输出更为热心，由于拉丁文化的原因，法国与第三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当时的西方阵营里，与中国有着更多共同语言的 应该是法国，法国是新中国与西方建立关系的纽带，而中国能够给法国提供的最大帮助，就是协调阿尔及利亚问题。毛泽东、周恩来接受了这一建议，冀朝鼎为此日夜工作，1963年8月9日，在出访阿尔及利亚前一天夜晚，冀朝鼎因劳累过度，脑动脉瘤破裂，在办公室猝逝，终年60岁。

冀朝鼎的追悼会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由陈毅主持，周恩来、李先念、廖承志、郭沫若等中央领导人出席，著名外国友人阿德勒、柯弗兰、斯特朗、艾黎、西园寺公一等组成治丧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向冀贡泉先生表达深切慰问。讣告发布仅三天，就收到22国150封唁电。而冀朝鼎当时的行政级别不过局级。

唁电全面评价了他的成就：他深刻地揭示了贸易平衡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因此被著名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称为全球经济新秩序的缔造者之一，他深刻揭示了不同生产方式的交往与商品交换之间的历史规律，发展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拉铁摩尔称他“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多元文明交往的基础上，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同年12月5日，冀朝鼎学术追思会在伦敦举行，拉铁摩尔、李约瑟、罗宾逊夫人、凯瑟克勋爵均致辞，赞扬他对于建立公平合理的世界经济贸易秩序的杰出贡献，是中西文明交流的桥梁。他的杰出工作，使现代世界认识到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的伟大魅力。

莱文和两个儿子没有参加追悼会，但现场摆放着他们敬献的花圈。

建国后，冀朝鼎每有出访欧洲的机会，都期待与儿子在异国见面，他爱着他的家人和友人，他感到自己欠了他们的债，他期待于美国的朋友们相聚，但没有等等到这一天的到来。

在麦肯锡运动中，拉铁摩尔和毕森都被迫离开美国，终老他乡，贾菲的圣诞卡生意曾经兴隆，但因为中情局的调查，他还是破产了，最终一贫如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到首都机场迎接，站在他们之间的人是冀朝铸——冀朝鼎的弟弟后来成为中国驻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特命全权大使和联合国副秘书长。

1972年，毕森的《1937，延安对话》出版，拉铁摩尔在斯诺位于瑞士的家中，为这本尘封了35年的书做了序言。在这本书的结尾，毕森这样写到：

如果做个简明扼要的形容的话，那是因为延安有着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理想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带来的充实感。

那是延安最美好的岁月。

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息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毫无疑问，延安岁月是他们心中的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都回到了那个家，并在那里安息，永生。

多年之后，我听到了一首歌，名字叫“回家”；这首歌打动了我，促使我去写冀朝鼎。

直到有一天，我偶然得知，歌手的母亲就是冀朝鼎的女儿。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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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小雅 / 审核：小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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