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三联生活周刊」原创内容

Netflix原创台剧《忘了我记得》集结了实力强劲的主创阵容。刘若英首次担纲剧集导演，金钟视后兼金马影后谢盈萱再演“俗女”，久未出演台剧的金马影帝秦汉回归，霍建华友情出演。该剧以40岁出头俗女的生活为切入点，描绘当代都市女性的生存图景。

剧集前半程以白描手法，铺陈女主角在工作、婚姻、家庭的辗转周旋，后半程以父亲“失智”为转捩点，折射出单身的独生子女独自赡养老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呈现俗女的“怕与爱”。全剧流淌着温暖的底色，或许并不那么深刻，但还是能给观众带来些许慰藉。

文｜曾于里

以下内容涉及剧透，请谨慎阅读

程乐乐（谢盈萱 饰）是个“不成功”的中年女性。

她曾是旅行社导游，因遭“奥客”骚扰和污蔑被解雇，离开了行业。后来她成为便利店收银员，机械地扫码、装袋，应付着各种挑剔的顾客。夜晚，她换上另一副面孔，站在脱口秀俱乐部的灯光下，用自嘲的段子讲述中年人的狼狈。

她的婚姻像一只正在不断泄气的气球。她与精英律师丈夫张凯（霍建华 饰）因脱口秀相识，彼时两人都事业挫败，惺惺相惜，并顺势进入婚姻殿堂。随着张凯事业的上升，他依然欣赏她舞台上的风趣，却羞于承认现实中她“不够体面”的职业。在张凯非常重视的一次律所聚餐上，他的同事问及她的职业，还未等她开口，却被张凯谎称银行主管。这成为他们婚姻溃败的转折，他们不是不爱了，只是爱情败给了两个并不兼容的灵魂——一个向上攀爬时不断修剪自我的“精英”，一个在烟火气中活得理直气壮的“草根”。

年龄本身也是一种危机。她的身体有了衰老的迹象，卵巢功能退化，起床比年轻时多花三倍力气，精力更是在不断流失。这个年纪的疲惫是浸入骨髓的，如同一台用旧的手机，电池的最大容量越变越低。

40出头的她卡在尴尬的夹缝里：没活成理想中的样子，又回不到可以重来的年纪，远没有成功到被社会认可，又不够失败能理直气壮躺平。人生过半，她好像什么都没有抓住：没有子女承欢膝下，没有婚姻作为避风港，没有一份稳定体面的工作……

但程乐乐自嘲归自嘲，她的生活手忙脚乱，却也一直热气腾腾，她也没想去抓住一些什么。还好她有脱口秀，脱口秀是她最好的解压阀。

从《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到《绝望写手》到国产剧《不讨好的勇气》，再到这一次的《忘了我记得》，脱口秀都是“俗女”拒绝讨好、自我接纳的一个媒介。

比如被旅行社解雇的当晚，“奥客”的难缠与滑稽、职业尊严被忽略的无奈与无语，都被程乐乐化作脱口秀段子里的“梗”。这是逗笑观众的自嘲，也是摆脱这个并不喜欢的职业的洒脱。

她不避讳地把与丈夫的价值观冲突搬上舞台，质疑精英阶层的“虚伪”，捍卫自己的真实。脱口秀让她跳出婚姻里“贤妻良母”的传统视角，以旁观者的视角打量这段关系，在解构婚姻神话的过程中，完成对自我需求的确认——她不需要用“银行主管”的谎言来装点门面，也不愿为迎合他人期待扭曲真实的自己。明明靠丈夫养可以过得更滋润，但她选择做自己，哪怕代价是独自面对人生的风雨。

面对原生家庭的遗憾，脱口秀是她与记忆和解的通道。她曾认定母亲从未爱过自己，其实不是，是她固执地篡改母亲爱自己的记忆，她勇敢地跟观众分享那些被自己刻意遗忘的温暖细节。这让她从被抛弃的女儿的“受害者”角色中挣脱，以成年女性的视角理解母亲的挣扎。“作为一个女儿，我没有原谅你。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我可以理解你。你只是累了，你被恐惧压垮了，你想做自己，你很辛苦，你压力很大。可是你知道吗？其实我很羡慕你，因为我觉得你比我勇敢。”

作为脱口秀俱乐部里唯一的一个女性表演者，脱口秀对程乐乐的意义首先是女性表达，是对平凡女性的慰藉——这个世界上本就没有那么多优雅模范的“淑女”，更多的人是像程乐乐这样在一地鸡毛生活中很狼狈却也有生命力的“俗女”；也在于通过自嘲与解构，完成对世俗标准的反叛、实现对自我价值的认可——俗女的勇气不在于抓住了什么，而在于她们敢于放弃一些什么，虽然没有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但自在又豪迈，反而比那些努力将自己塞进模板的人更接近自由。

美中不足的是，就脱口秀部分来说，《忘了我记得》与《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等剧作的差距还是比较远的。段子的设计稍显生硬，过多依赖粗俗语言（“爆粗口”有点多哦）来制造反叛与笑点。谢盈萱作为实力派演员，表演脱口秀已经很松弛自然了，不过，松弛中仍带着一丝表演痕迹，与专业脱口秀演员那种浑然天成的舞台节奏还有细微差别。总的来说，脱口秀在剧中完成了它的“功能”。

除了程乐乐，剧中刘品言饰演的闺蜜黄苏菲，也让我印象深刻。父母早年车祸双亡（她一直向闺蜜隐藏这个残酷的事实），不婚不育的她，更透彻认清人生孤独本质，她在墓地里与父母分享美食与人生感悟，“他们都觉得我很可怜，可是我觉得很轻松诶”。清醒得令人心疼，但她也恰恰最不需要这样的怜悯。

有观众诟病，同样是40岁左右的俗女，《忘了我记得》中的程乐乐不是在复制《俗女养成记》里的陈嘉玲吗？谢盈萱在自我重复？刘若英在“东施效颦”？

虽然都是俗女的故事，但它们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俗女养成记》通过1980年代的童年线，细腻展现原生家庭如何塑造陈嘉玲的独立人格，原生家庭既是她的“来处”，也是她的“归处”。程乐乐的童年不像陈嘉玲那么幸福，她的40岁不是“归乡治愈”，而是被生活推着向前：没有既定的避风港，只能直面生活的破碎。前者告诉观众“俗女的底气由来”，后者则是“俗女的人生，实难”。

尽管程乐乐与陈嘉玲的人生路径迥异，但两部剧确有共同之处，都拓宽了女性的刻画——不困于“淑女”的规训，做一个在烟火里打滚、在困境中挣扎，但忠于自我、接纳平凡、始终鲜活的“俗女”。这让她们拥有了穿透荧屏的真实力量——毕竟在现实里，大多数人既成不了某种“精英大女主”，也等不来所谓的“完美男人来爱我”的结局。

反观大陆剧集里的俗女，都未能免俗地纳入“成功学”的叙事框架。比如孙俪主演的《蛮好的人生》，胡曼黎虽然也市井气十足，但剧情最终会为她铺设一条“事业开挂+爱情圆满”的双丰收路径；更早之前的《我的前半生》中的罗子君，是真的“俗气”，离婚后虽经历阵痛，但最终凭借职场逆袭重获尊严，感情线也在“贺涵们”的环绕中走向理想化……这些角色的“活人感”往往止步于困境的前半程，后半程则被“逆袭”的爽感稀释——仿佛女性的价值必须通过事业成功、爱情圆满来证明，平凡是需要被克服的“缺点”。

在下行时代，成功学虽有即时爽感，却难以打动人心。无怪乎观众偏爱陈嘉玲、程乐乐这样的角色——我们需要的是在角色里看见自己的共鸣，是认同自己不完美的坦然，是对自己说一声“平凡也没关系”的接纳。

《忘了我记得》与《俗女养成记》的不同，更体现在剧集的后半程。在不婚不育思潮盛行的当下，《忘了我记得》戳中一个被许多人刻意回避的痛点。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单身或丁克，追求个人自由与事业发展，这是一种社会进步——女性不再被传统婚姻束缚，个体价值得到更多尊重。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等到这批单身的独生子女步入中年，父母逐渐老去，他们将独自面对赡养的重压。没有伴侣分担经济压力，没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甚至可能因为长期独居而缺乏应急的社会支持网络。

群体困境背后，反映了结构性不足。舆论鼓励我们“做自己”，社会却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养老支持体系，这让单身的代价变得格外沉重。剧集无形中也在质问：传统的家庭互助模式瓦解后，社会该如何承接这份责任？这是一个需要政策、社区、医疗等多方协作解决的命题。而在这个命题还未得到更好纾解之前，我们只能依靠“家庭养老”，让子女去扛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

所以，程乐乐很难。父亲的阿尔茨海默症像缓慢侵蚀的潮水，从忘带钥匙、迷路走失，到大小便失禁、认不出女儿，每一步衰退都在加大照料的难度系数。程乐乐试过申请外籍护工，却因父亲的抵触作罢，她既要打工赚钱，又要独自照料失智老人，仓皇狼狈，疲于奔命。“爸，对不起我不是在抱怨，只是真的有点累，每天都在做重复的事情……我很害怕你突然就走了。但其实我更害怕，你一直走不了。”她不是不愿尽孝，而是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就像跑马拉松跑到双腿抽筋时，一闪而过不如算了。长期照护是一场没有掌声的耐力赛，病人的尊严在衰退，照顾者的生命力也在被慢性透支，以至于到最后，不是不爱了，而是已经“无力”了。 

刘若英倒没有让剧集真正走到如此残酷的一刻，剧集虽然讲述了人到中年单身俗女的“怕”，但最终还是要给予这些孤独的人慰藉——“爱”能扛住所有“怕”。

就说程光齐吧，这个嘴上说着“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的老顽童，虽然率先蹲下来，但在程乐乐的成长道路上，他也给了程乐乐很多没有说出开的爱。她遭遇婚姻危机，他在雨里陪着程乐乐跳滑稽的雨中曲，逗得女儿破涕为笑；她在脱口秀舞台上吐槽生活，程光齐夸她能够逗乐别人，很了不起……虽然程乐乐不像陈嘉玲那样幸福——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弟弟那么多人的爱包裹着，但程光齐确实也在以无条件接纳托举着她，这是程乐乐自由做自己的底气由来。

为人子女能否扛住人到中年赡养父母的那份“怕”，往往取决于曾经是否被爱托举过。程乐乐能在父亲逐渐失智的漫长消耗战中坚持下来，正是因为记忆里存留着那些被爱的瞬间，即便怕，即便累，她依然愿意以同样的耐心去反哺。  

所以，《忘了我记得》是拍给子女看的，但其实也是拍给父母看的：爱是一种长期的储蓄。那些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给予的理解、尊重和陪伴，最终都会在孩子成年后的回馈中显现出来。许多父母未曾意识到，自己对待孩子的方式，已经决定了未来孩子对待自己的方式。《忘了我记得》是在讲“怕”，也是在讲“爱”，这也是剧名的由来，不怕你忘了，因为我记得。

只是，《忘了我记得》中的父女关系还是很理想化的。它回避了现实中亲子关系的太多复杂性。很多人的亲子关系并不像剧中那样充满温情。有些父母或许从未真正理解孩子，有些家庭甚至充满控制、冷漠或伤害。当这样的父母老去，需要照顾时，子女的处境就变得格外矛盾——伦理要求他们尽孝，情感上却未必能毫无芥蒂地付出。这时候，养老不再是“爱”能战胜“怕”的温情，而成了责任与情感之间的撕扯。  

就比如程乐乐的母亲，假若程乐乐更早一点与母亲相认，在母亲罹患重病时，她会否赡养母亲？如果是母亲罹患了阿尔茨海默症，她愿意承担起照料母亲的责任吗？《忘了我记得》选择一种“最轻”的处理方式：在程乐乐发现母亲的存在时，母亲已经去世了；她在母亲去世后，察觉到母亲对她的深爱；剧集也将母亲早年抛下程乐乐的原因，设定为可以为我们所理解的“产后抑郁”……剧集选择了温情，也就搁置了那些更残酷更复杂的地带。

我不由想起吴慷仁2023年主演的一部港片《但愿人长久》，吴慷仁饰演的父亲非常复杂。他很烂，小偷小摸，吸毒成瘾导致多次入狱，对妻女拳脚相向……但他也给女儿留下一些爱的记忆——早年为了摆脱湖南乡村的贫困，他冒险带着妻女来到香港；在便利店偷女儿喜爱的零食；在女儿的手臂上留下牙痕，当作给她的“手表”；年迈的他佝偻着背，掏出皱巴巴的红包小心翼翼对女儿说“生日快到了”……当父爱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与失职、伤害、时代局限等杂质紧紧缠绕，东亚子女的对父母的“爱恨不自由”令人心有戚戚，潸然泪下。我们的爱里带着痛，恨里又藏着不舍，最终，很多人其实就像电影中的女儿，既不知道该如何去爱这样的父母，也不知道该如何放过自己。  

这样的深度，是《忘了我记得》所匮乏的，也是它的最大不足。刘若英坦言，“我已经有美化了很多，真实其实更加的残酷和不堪”。无论如何，《忘了我记得》还是有着一种“老派”的温暖，浸润着台剧的人文底色，也达到了刘若英的创作初衷，“我很希望正在经历或已经走过的人，看到影集的时候，会感受到起码这群拍摄团队懂得他有多孤独”。

对俗女的平视与接纳，对平凡人生的温柔抚慰，是《忘了我记得》的宝贵品质。但对于很多东亚子女来说，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关系，远不及剧中那么温情，它仍然是一个艰难得多的议题。我们能做的，也许就是在理解父母局限的同时，也承认自己的无力——不是所有爱都能圆满，至少我们可以试着与自己和解，这不是我们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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